《再見智人》作者吳冠軍認為，在技術呈指數級發展的當下，缺乏的是政治智慧。我們必須呼吁一次政治智慧的迭代，不再止步于人類主義的固有框架。
展覽汲取上海解放75年來的重要十天，以圖文報道、新聞影像的方式，講述新上海的發展變遷。
從尋求警察介入、隔離施暴者與受害者、心理咨詢或社工介入、收集證據提交法庭到最后離開施暴者，這個鏈條的每一個環節都可能阻止遭受家暴的女性尋求外界的幫助。
提到現實主義文學，我們不免要問一下：這個現實是誰的現實？是哪個時期的現實？它是否能夠捕捉到我們今天的現實？在我看來，科幻小說能更能夠捕捉到今天的現實。?
人們對男性暴力沉默，是因為“他們會認為你說的是他們”，“個人主義的解釋模式和防御姿態疊加后，把問題窄化成了男性個體是好人還是壞人。”
如果各方都在把自己當作真理的持有者和受害方，那么我們還能否與彼此交流？在這樣一個極化的世界，我們又該如何自處？
在這個到處都是“活人微死”“死人微活”的時候，大家會更傾向于江湖氣和野蠻感。
“激發買家情感好奇的最佳方法，或許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講一個故事，戲劇化地展現他們為了獲得想要的東西產生的斗爭。”
霍赫希爾德總結道，特朗普巧妙地利用了失落的美國人的情感：“特朗普是個‘情感候選人’。與數十年來的其他任何總統候選人相比，特朗普更加注重激發和稱贊支持者的情緒反應。”
“一人經濟”和“情緒撫慰消費”或成為新趨勢。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沈洋認為，“作為女性，有穩定的收入來源、能負擔得起養孩子當然最好，但這不是決定因素。如果她面對的是性別不平等的社會和家庭，就算再有錢、工作收入再高，可能也不會愿意生育。收入高，生育帶來的機會成本、母職懲罰反而可能會更高。”
無論誰在11月的大選中勝出，都將面臨人工智能政策制定的關鍵時刻。換言之，此次大選的結果將會直接影響人工智能的未來——“現在，選民必須睜開眼睛，決定哪位總統最有能力應對AI時代的問題。”
“教育內卷的實質是價值觀的單一，因為大家想要的東西是一樣的，我覺得好的，你也覺得好。”
金融化不僅使得勞動力忙于爭奪財產或是依賴于財產的收入，而無暇顧及和反抗共同受到的剝削，甚至還加強著我們自身受到的剝削。
當“節日”包含的文化意義不再突出，休閑生活被消費和層出不窮的娛樂產品包圍，人們能休息得更好嗎？
當我們說一件物品有靈魂，這意味著什么？人類學家、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人類學部研究員薛茗認為，物的生命并不內在于其本身，而要在與人的互動交織中體現出來。
刷更多的短視頻，不斷地追求新信息、新鮮事，真的能夠令我們感到幸福嗎？
在中國，詹明信在許多問題領域（比如后現代主義）里具有籠罩性、決定性的影響。
職場類綜藝節目卷學歷可以理解，為什么戀綜也卷起了學歷？
面對著重復單調的流水線工作、狹窄渺茫的上升通道、不愿面對的原生家庭，又或是孤獨，以及一種更普遍的意義感喪失，“隱居”成為了當代人對自身困境的回應。去哪里？可能是鶴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