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愛，是我們熟悉的話題，但當被問到“什么是愛”時，卻很難概括總結。是日常體驗的缺乏？還是感受能力的降低？在“分開的自由”與“在一起的苦惱”中，人們傾向作何選擇？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談到，這種恐懼也許源于關系模式的改變，即看待世界和人的方式，“人與人的關系，變成人與日用品的關系。我不會發(fā)誓對一把椅子忠誠——為什么我要發(fā)誓將這把椅子當作我的椅子，至死不渝呢”？

鮑曼是21世紀偉大的社會學家、思想家之一。去世前，他曾與瑞士記者彼得·哈夫納交談了幾天，在他英國利茲的家中，就他畢生的工作進行了四次長談。在長談中，他繼續(xù)描述我們的時代，涉及當前生活的方方面面：愛與親密關系、身份、工作與休閑、家庭、猶太性、道德、幸福、社會。從“二戰(zhàn)”“納粹大屠殺”到“數(shù)字時代”，從“經(jīng)濟危機”到“消費主義與新窮人”，從社會責任到公民權利，從戰(zhàn)爭陰影到幸福日常，從偶像作家到人格類型……為懸浮在不安全感中的我們這代人提供對自己境況的新認知。

他狡黠睿智地描述我們這個流動不居的時代，以及人的境況；從不回避我們這個時代的重大問題，總是努力質(zhì)疑公認的智慧和常識，讓熟悉的東西變得陌生。在現(xiàn)代生活中，我們是否正在失去愛的能力？鮑曼在《將熟悉變?yōu)槟吧号c齊格蒙特·鮑曼對談》中清晰地闡釋了愛的轉瞬即逝，以及追尋真愛的快樂與不可取代。

01 選擇伴侶：為什么我們正在失去愛的能力

彼得·哈夫納（以下簡稱哈夫納）：讓我們從最重要的事情開始：愛。您說我們正在忘記怎樣去愛。什么讓您得出這個結論？

齊格蒙特·鮑曼（以下簡稱鮑曼）：在網(wǎng)上找伴侶的趨勢隨網(wǎng)上購物的趨勢而來。我自己就不喜歡去商店；大多數(shù)東西，比如說書、電影、衣服，我都在網(wǎng)上買。如果你想要新夾克，購物網(wǎng)站會推給你一個目錄。如果你想找伴侶，約會網(wǎng)站也會推給你一個目錄。消費者與商品之間的關系模式變成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模式。

哈夫納：這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呢？以前，人們會在農(nóng)村的節(jié)慶活動上，或者，如果你住在城市，會在舞會上遇見自己未來的生活伴侶。其中也會涉及個人偏好，不是嗎？

鮑曼：對害羞的人來說，互聯(lián)網(wǎng)肯定有幫助。他們不必擔心在接近女人時會臉紅。在網(wǎng)上，他們更容易建立聯(lián)系，也不會那么拘束。但在線約會與試圖按自己的欲望來定義伴侶的屬性有關。人們根據(jù)對方的發(fā)色、身高、體型、胸圍、年齡，以及自己的興趣、嗜好、偏好和厭惡來選擇伴侶。這背后的想法是，我們可以用大量可測量的生理和社會屬性組裝出愛的對象。我們忽視了決定性的因素：人。

哈夫納：可就算以這樣的方式定義自己的“類型”，一旦與真人見面，一切不也都會發(fā)生變化嗎？畢竟，那個人不只是這樣的外在屬性的總和。

鮑曼：危險之處在于，關系模式的形式變了。人與人的關系，變成人與日用品的關系。我不會發(fā)誓對一把椅子忠誠——為什么我要發(fā)誓將這把椅子當作我的椅子，至死不渝呢？如果我不再喜歡它，我會買一把新的。這不是一個有意識的過程，但我們學會了以這樣的方式看待世界和人。當我們遇見更有魅力的人時，會發(fā)生什么？就像對待芭比娃娃一樣：一旦新品上市，我們就會把舊的換成新的。

哈夫納：您的意思是，我們過早地分開？

鮑曼：我們進入一段關系是因為我們期待從中得到滿足。如果我們覺得另一個人會給我們更多的滿足，我們就會結束當前的關系，開始新的關系。關系的開始需要兩個人之間的約定。結束它只需要一個人。這意味著伴侶雙方都生活在持續(xù)的恐懼之中，害怕自己會像過時的夾克一樣被拋棄，被遺棄。

哈夫納：好吧，任何約定從性質(zhì)上說都是這樣。

鮑曼：當然。但以前，就算一段關系不令人滿意，要斷絕它，也幾乎是不可能的。離婚很難，實際上，也不存在婚姻的替代選項。你們受苦，可你們還是得在一起。

哈夫納：那為什么分開的自由會比被迫在一起的苦惱更糟呢？

鮑曼：有得必有失。你有了更多的自由，但你會因為你的伴侶也有更多的自由這個事實而受苦。這就導致了這樣一種生活，其中，人們按租購的模式來形成關系，結成伴侶。可以丟掉關系的人不需要努力維持關系。人只有讓對方滿足，才會被認為是有價值的。這背后是這樣一種信念：持久的關系會阻礙人們追求幸福。

哈夫納：而就像您在您那本關于友誼和關系的書《流動的愛》中說的那樣，這是錯誤的。

鮑曼：問題在于這是“轉瞬即逝的愛”。在動蕩的時代，你需要不會讓你失望，在你需要的時候會陪在你身邊的朋友和伴侶。在生活中，對穩(wěn)定的渴望是重要的。臉書一百六十億美元的市值就是建立在這個需求之上，人們不想獨自一人。但同時，我們又很怕投入，怕被糾纏，怕被束縛。我們害怕錯過什么。你想要一個安全的港灣，但同時，你又想保持自由。

02 人“把自己的命運抵押”給被愛者

哈夫納：您和雅妮娜·萊溫森的婚姻持續(xù)了六十一年，直到她于2009年去世。在她的回憶錄《歸屬之夢》（A Dream of Belonging）中，她寫道，在您和她第一次邂逅之后，您就一直在她身邊。每一次，您都會感嘆說“多么幸福的巧合啊”，您碰巧要去她想去的地方！在她告訴您她懷孕了的時候，您在街上跳起了舞并親吻了她——當時您身穿波蘭陸軍上尉軍裝，這個舉動還引起了一陣轟動。雅妮娜還寫道，甚至在結婚數(shù)十年后，您還會給她寫情書。什么才算是真愛？

鮑曼：在我看到雅妮娜的時候，我馬上就知道我不需要再去尋找了。那是一見鐘情。不到九天，我就向她求婚了。真愛是“我和你”彼此陪伴、成為一體的那種難以捉摸卻又無法抵擋的快樂，是在不只對你來說重要的事情上有所改變的快樂。被需要，甚或不可取代，是一種令人愉快的感覺。這種快樂很難獲得。如果你一直處在只對自己感興趣的利己主義者的孤獨之中，那它就是不可企及的。

哈夫納：因此，愛需要犧牲。

鮑曼：如果愛的本性就是愿意站到你愛的對象那邊，支持她，鼓勵和贊美她，那么，情人就必須做好把自利放到第二位，放到被愛者之后的準備，就必須做好把自己的幸福當作次要問題，當作他者的幸福的附帶問題的準備。用希臘詩人琉善的話來說，人“把自己的命運抵押”給被愛者。與常識相反，在愛的關系中，利他主義和利己主義的對立并非不可調(diào)和。它們會統(tǒng)一、融合，最終不分彼此。

哈夫納：美國作家克萊特·道林（Colette Dowling）把女人對獨立的恐懼稱作“灰姑娘情結”。她說對安全、溫暖和被照顧的渴望是一種“危險的情感”，并敦促她的女性同胞不要放棄自己的自由。對于這個勸告，您不同意的點是？

鮑曼：道林警告的是那樣一種沖動，即照顧他人，并因此而失去隨心所欲地追隨最新潮流的可能性。消費時代，男女牛仔的私人烏托邦的典型特征，是要求自己有高度的自由。他們覺得世界圍著自己轉，他們追求的表演是獨奏。他們樂此不疲。

哈夫納：我出生并成長于瑞士，那時，它還不是民主國家。在1971年前，女人——也就是一半的人口——都沒有投票權。同工同酬的原則還沒有確立，在各類會議室里，女性代表人數(shù)不足。這樣一來，難道女人不是更有充分的理由擺脫依賴關系嗎？

鮑曼：這些領域的平等權利很重要，但必須對女性主義內(nèi)部的兩場運動加以區(qū)分。其中之一是想讓女人變得和男人一模一樣。女人也要到軍隊服役，也要去打仗。她們會問：為什么男人可以殺人，我們就不行？另一場運動則想讓世界變得更加女性化。軍隊、政治、被創(chuàng)造出來的一切，都是男人為男人創(chuàng)造的。今天的很多錯誤，都是這個事實造成的結果。當然要有平等的權利。但女性是否應該僅僅追求男性所創(chuàng)造的價值觀？

哈夫納：在民主國家中，這難道不是必須留給女性自己的決定嗎？

鮑曼：好吧，不管怎么說，如果女人的作用與男人在過去和現(xiàn)在起到的作用一樣，那么，我不認為世界會變得更好。

03 好伴侶相互補充：一個缺的，另一個有

哈夫納：在您結婚的頭幾年，您是在家庭主夫這個詞出現(xiàn)之前的家庭主夫。您做飯、照顧兩個小孩，您夫人則在辦公室工作。在當時的波蘭，這很不尋常，不是嗎？

鮑曼：也不是那么不尋常，即便在當時，波蘭是一個保守的國家。在這方面，共產(chǎn)主義者是革命性的，因為他們認為作為工人，男女平等。共產(chǎn)主義波蘭的新鮮之處在于，很多女人在工廠或辦公室工作。在那時，為養(yǎng)家，需要兩份收入。

哈夫納：這使女性的地位發(fā)生了變化，也因此使性別之間的關系發(fā)生了變化。

鮑曼：這是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女人試圖把自己理解為經(jīng)濟主體。在老波蘭，丈夫是唯一養(yǎng)家糊口的人，為整個家庭負責。不過，事實上，女人也對經(jīng)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女人負責了大量的工作，但這沒有被算進去，也沒有被轉化為經(jīng)濟價值。僅舉一例，波蘭的第一家自助洗衣店開業(yè)，人們可以找人幫自己洗臟衣服，這為人們節(jié)省了大量的時間。我還記得，我媽每周要花兩天時間來為全家人洗、曬、熨衣服。但女人不愿意使用這項新服務。記者想知道為什么。他們告訴女人，讓別人幫自己洗衣服要比自己洗便宜很多。女人們驚呼：“怎么會呢？”她們給記者算了一筆賬，表明洗衣粉、肥皂和用來燒水的火爐燃料的總開銷，比在洗衣店洗衣服更低。但她們沒有把自己的勞動算進去。她們沒有這樣的觀念，即她們的勞動也值錢。

哈夫納：這和西歐沒什么不同。

鮑曼：社會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才習慣了這個事實：女人做的家務工作也是有價碼的。但等人們意識到這點的時候，很快就只有少數(shù)人家還有傳統(tǒng)家庭主婦了。

哈夫納：雅妮娜在回憶錄中寫道，她在生下雙胞胎女兒后患上了產(chǎn)褥熱，其間一切都由您來打理。夜里，孩子——莉迪亞和伊萊娜——一哭，您就得起床，用奶瓶給她們喂奶；早上，您要給她們換尿布，把尿布洗干凈，再掛到院子里晾干。您還要送大女兒安娜去托兒所，再接她回來。出去買東西時，您得在商店前排長隊。您在做這一切的同時，還要完成您作為講師的任務：指導學生，寫自己的論文，并出席政治會議。您是怎樣做到的？

鮑曼：作為當時學院生活的常態(tài)，我多少能夠隨意支配我的時間。在必要的時候，我才去學校，去主持研討會或講課。除此之外，我是一個自由人。我可以待在辦公室，也可以回家，散步，跳舞，想干嗎就干嗎。相比之下，雅妮娜得坐在辦公室。她要審閱劇本。她是波蘭國營電影公司的翻譯和編輯。那邊是有上班時間規(guī)定的，所以顯然，在她上班或生病的時候，我就得去照顧孩子們。這不會帶來壓力，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哈夫納：雅妮娜和您在不同的環(huán)境中長大。她來自一個富裕的醫(yī)生家庭，您的家庭則一直生活拮據(jù)。雅妮娜很可能并沒有做好準備當家庭主婦，并干做飯、打掃衛(wèi)生等在娘家由用人干的活。

鮑曼：我是在廚房長大的。掌廚對我來說是家常便飯。在必要時，雅妮娜也會做飯。她得按菜譜來，在面前擺一本烹飪書——無聊得要死。這就是為什么她不喜歡做飯。而我小時候每天都看著媽媽在灶上創(chuàng)造奇跡，從無中創(chuàng)造出點什么。我們沒什么錢，她能夠把最糟糕的食材變成可口的飯菜。這樣，我自然也就學會了做飯。這不是什么天賦，我也沒有專門去學。我只是看著看著就會了。

哈夫納：雅妮娜說您是“猶太媽媽”。您到今天都還喜歡做飯，哪怕沒有必要親自動手。

鮑曼：我喜歡做飯，因為烹飪是創(chuàng)造。我意識到，在廚房里做的事情，和寫作時在電腦上處理的事情很像：你在創(chuàng)造。那是創(chuàng)造的工作：有趣，不無聊。而且，好伴侶不是兩個一模一樣的人的組合。好伴侶相互補充。一個缺的，另一個有。雅妮娜和我就是這樣。她不太喜歡做飯；我喜歡——因此，我們相互補充。

本文節(jié)選自《將熟悉變?yōu)槟吧号c齊格蒙特·鮑曼對談》，有刪改，標題為編者自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