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17世紀中葉，地球經歷了有記載以來1000多年間最寒冷的一個時期，近1/3的人類因此死去。這是一個被歷史學家杰弗里·帕克（Geoffery Parker）稱為“總危機”（The General Crisis）的時代，系列革命狂潮和國家崩潰幾乎席卷全球，安然度過17世紀中葉的地區屈指可數。在《全球危機》一書中，帕克介紹了全球各地在應對危機時浮現的三個共通點：第一，有溫飽之虞的民眾紛紛反抗，但與大規模暴力叛亂相比，“磨洋工、欺詐、逃亡、假意順從、偷竊、假裝無知、詆毀、縱火、破襲”往往有更深遠的影響；第二，社會中的不同群體都曾利用正在加劇的社會矛盾，但最卓著的“麻煩制造者”卻是那些含辛茹苦完成了高等教育、卻未能找到合適工作的人；第三，極端思潮極其容易被煽動和傳播。

極端天氣事件頻發、俄烏沖突擾動全球能源和糧食市場、人們因生活成本危機罷工抗議、女性權益在落后地區和發達地區都出現收緊、假新聞和仇恨言論在社交網絡上只增不減，新冠大流行愈發暴露了業已存在的社會矛盾……在這份盤點中，我們梳理了這一年里全球各地發生的上述重要社會事件，它們與17世紀的歷史遙相呼應，提醒我們思考人類是否又走到了某個“總危機”的關頭。

01 “女性，生命，自由”：女性權益的進退與現代性的持續焦慮

關鍵詞：伊朗“阿米尼示威”、阿富汗暫停女性接受大學教育、美國墮胎權之爭、德普案

“女性！生命！自由！”9月以來，數以千萬計的伊朗人，團結在這一口號下，試圖撬動歷史的不公。當地時間9月13日，22歲的庫爾德女性阿米尼因頭巾佩戴不當在德黑蘭被道德警察逮捕，三天后死亡，有目擊者稱她生前遭到警方毆打。她的死亡引發了伊朗全國范圍內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和線上聲援，“阿米尼示威”（Mahsa Amini protests）持續發酵至今，吸引了全球關注。其實，在阿米尼事件之前，伊朗早已矛盾重重——經濟衰退、通貨膨脹嚴重、失業率居高不下、民族矛盾激化——阿米尼事件點燃了伊朗民眾的憤怒之火，抗議遂成燎原之勢。

伊朗現政權始于1979年伊朗革命。革命推翻了巴列維王朝的專制統治，在宗教領袖魯霍拉·穆薩維·霍梅尼的主導下建立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依據法律，伊朗女性必須佩戴頭巾，穿著寬松，道德警察有權對“不合規矩”的女性進行教育、罰款或監禁；女性法定結婚年齡下調至9歲（后上調至13歲）；女性證詞在司法案件中的重要性遠不及男性……

同樣在伊斯蘭世界，不同國家女性的境遇也存在參差。當地時間12月20日晚，阿富汗臨時政府高等教育部長向所有公立及私立大學發布命令，要求暫停女性接受大學教育，即刻生效，直至另行通知。此舉已遭到數個伊斯蘭國家的嚴厲譴責。土耳其外交部長梅夫呂特·恰武什奧盧22日表示，該禁令“既不符合伊斯蘭教義也不人道”，“女性教育有何危險？這里是否有伊斯蘭教義的解釋？恰恰相反，我們的宗教信仰，伊斯蘭教，并不反對教育；恰恰相反，它鼓勵教育和科學。”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在21日發布的一份聲明中稱，塔利班的這一決定“令所有伊斯蘭國家震驚”。自塔利班于2021年8月掌權以來，阿富汗女性接受教育、參與公共生活的權利不斷收緊。阿富汗女孩被允許接受初等教育，但大多數女孩實質上被禁止接受正規中等教育。大多數就業領域不再允許雇傭女性，女性也不能出現在公園和健身房里。

以伊斯蘭教義的名義對女性的自由意志和自我實現施加限制——在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宗教價值觀的“復興”看似是在部分落后地區發生的、令人驚詫的“精神返祖”現象，但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昝濤提醒我們注意，宗教復興是一個全球性現象，不只存在于穆斯林社會，其他地區和宗教也存在宗教復興或某種傳統復興。這或許是因為，在一個快速變化、日趨復雜的時代，拒絕接受現代社會的復雜性，用某種非黑即白的傳統宗教邏輯思考問題，能夠為不安的人們提供確定感和安全感。

在全球化帶來的整體性失落感、羞恥和怨恨面前，將問題歸咎于道德墮落、以剝奪個體自由的形式進行社會凈化，也諷刺地成為許多美國人回應失敗的方式。在這一重意義上，2022年里美國在加強對女性的控制方面與阿富汗愈發像是某種鏡像：當地時間6月24日，美國最高法院裁決推翻了“羅訴韋德案”，將墮胎的合法性問題交由各聯邦州決定。這一裁決最終可能導致26個州嚴格限制墮胎，波及3600萬育齡女性。墮胎權爭議早已成為美國日益極端化的黨派政治中被利用和操控的重要議題之一，它源自1970年代末共和黨拉攏宗教選民的選舉策略，其成功之處在于用墮胎問題喚起了基督教福音派選民的強烈情感和道德焦慮。

昝濤認為，全球性的“宗教復興”不只是傳統宗教勢力的“反撲”，更是“現代性的危機”，從這個角度來看，“宗教復興”現象需要放入全球范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中來理解。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艾愷在《持續焦慮》一書中提醒我們注意，現代性焦慮是現代性本身的內在弱點，它源自我們對現代化產生的問題、苦痛與不安的直覺反應：

“現代生活，其非個人性，缺乏恒常的人際紐帶，沒有道德準則或道德的確定性，欠缺認同主體等，恰恰是個人自由與解放的終極狀態。”

然而平等、民主、個人主義、入世思想、科學與現代工業在解放個人的同時，也在不斷沖擊和瓦解傳統生活、家庭倫理、教會與社區編織而成的人際關系網帶來的聯結感與穩定感。艾愷認為，這兩組欲求之間的緊張關系導致了現代性的持續焦慮。

現代化與反現代化批判的二重性模式或許將一直伴隨人類社會存在，但艾愷相信，文明倒退無法長期持續，因為人們會對物質舒適和個人自由“上癮”。以墮胎權為例，在部分國家收緊女性生殖自主權的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人確信，墮胎權是個人權利的基本組成部分，并力推法律進步。

據“澎湃·思想市場”報道，歐洲議會于2021年宣布安全墮胎是一項基本人權，但歐洲內部地域差異較為明顯，東歐、中歐和南歐國家對墮胎的限制依然較為嚴格，這些國家正圍繞墮胎權問題展開激烈競爭。在過去兩年時間里，拉丁美洲三個人口最多的西班牙語國家（阿根廷、墨西哥和哥倫比亞）已相繼實現了墮胎合法化，其他國家也處于劇烈變革的邊緣。“澎湃·思想市場”刊文分析稱，拉丁美洲在墮胎權問題上取得的巨大進步，得益于女性權益活動人士沒有把這一事業當作獨立、特殊的問題來看待，而是與其他民眾運動和人權運動、黑人和土著組織以及工會廣泛合作，將對墮胎權的呼吁與其他社會正義事業聯系在一起，強調從階級、種族和性別三個維度的交叉視角看待問題、制定行動策略——這也是拉丁美洲的墮胎權之爭給予我們的重要啟示。

社交網絡既能促成并推動反抗壓迫的進步社會運動，也能支持和庇護瓦解進步社會運動的反動力量，今年發生的幾件熱議事件都提醒我們注意這一點。6月初，好萊塢知名男星約翰尼·德普與前妻艾梅柏·赫德之間的法律糾紛，經過四年鏖戰終于落下帷幕。法院裁決艾梅柏侵犯德普名譽，賠償后者1035萬美元，同時德普的前律師亞當·沃爾德曼也對艾梅柏構成誹謗，被判賠償她200萬美元。不論是法庭的結果還是社交媒體上的“罵戰”，德普都獲得了壓倒性的支持，對艾梅柏的“蕩婦羞辱”則在為期六周的法庭直播中升級至頂點，輿論對待艾梅柏和德普的證詞時存在明顯的雙重標準，艾梅柏陷入了反性侵案申訴者常常會遭遇的“22條軍規”圈套，任何自證清白的行為都被解讀為有罪。

“澎湃·思想市場”撰稿人侯奇江認為，德普案中的厭女狂歡象征著美國保守主義對女性主義運動的反撲——父權既得利益者在過去數年反性騷擾運動中積壓的結構性怨恨和不滿情緒，發展成了德普案中羞辱、諷刺艾梅柏的集體網絡行為，反性騷擾運動的社交媒體動員策略被保守勢力原封不動地采用，構筑了“被陷害的正直男人”（德普）和“心機撈女”（艾梅柏）這一組簡單化的二元對立形象，讓德普在輿論中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伊朗大規模抗議行動的一些相關進展在迅速占據頭條、獲得萬千轉發和超高討論熱度后又遭遇輿論“反轉”，被指為假新聞的熱議事件包括“伊朗決定取消道德警察”和伊朗足球運動員在世界杯小組賽開賽前為聲援本國女性拒唱國歌。

02 “中產正在萎縮的第一世界”：生活成本危機與歐美罷工潮

關鍵詞：“悄然退出”、“咸魚模式”、歐盟就最低工資規則達成協議、歐美罷工潮、“不滿之冬”

9月，“悄然退出”（quiet quitting）的概念在TikTok上流傳開來。據《洛杉磯時報》報道，這一名詞由千禧一代于今年3月發明并使用，他們也稱其為“不把工作看得太認真的藝術”。在這個千禧一代聚集的社交媒體上，年輕人分享“悄然退出”的種種策略，比如拒絕在晚上或周末回復電子郵件，拒絕做超出自己職責范圍的工作。12月5日，“咸魚模式”（goblin mode）在投票中以絕對優勢戰勝“元宇宙”（metaverse）和“我支持”（#IStandWith），當選牛津詞典2022年度詞匯。這是牛津詞典首次采用公眾投票的方式評選年度詞匯，“咸魚模式”在詞典中的解釋為“一種毫不掩飾地自我放縱、懶惰、邋遢或貪婪的行為，通常以拒絕社會規范或者社會期望的形式呈現”。無論是“悄然退出”還是“咸魚模式”，都捕捉到了這一年的一種重要社會風氣和氛圍——人們意識到自己深陷某種系統性的苦難和不公，用理直氣壯的自我放縱來逃避這一冷峻現實。

在《貧窮的質感》一書中，旅英作家王梆寫道，“今天我們談起貧窮，談論的不再只是埃塞俄比亞或委內瑞拉，甚至不是希臘，而是一個中產階級正在萎縮的第一世界。”種種研究顯示，1980年代至今，歐美社會中產衰落的趨勢已十分明顯，今年更是遭遇了新冠疫情和俄烏沖突的雙重打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于9月刊文指出，俄烏沖突已經給歐洲國家造成了“可怕的”經濟后果，能源價格攀升正推高其他商品價格、抬高生活成本。在經濟衰退、工作不穩定性大大提升、工資增長停滯的當下，勞動者的購買力在迅速下降。

為此，歐洲議會和歐洲理事會就各成員國設立最低工資的規則達成一致，在尊重成員國之間勞動力市場差異的同時，試圖建立一個程序框架，以在整個歐盟范圍內促進“充足和公平”的最低工資。此前，德國議會已批準從10月1日起將德國最低工資從9.82歐元/小時提高到12歐元/小時。德國政府希望此舉能幫助低收入工人應對食品和取暖成本上升。

但當人們意識到“悄然推出”或裝作咸魚“擺爛”只能帶來片刻的心靈寧靜，卻無法應對生存之虞時，他們選擇走上街頭。受通脹高企、物價飆升、實際收入減少等因素影響，“罷工潮”席卷歐美多國，包括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瑞典等國，涉及電商、餐飲、郵政、醫療、教育、公共交通、物流等多個行業。

這一年里，美國的罷工潮伴隨著“工會復興”，為美國沉寂已久的勞工運動帶來了新生機。4月1日，紐約斯塔滕島亞馬遜JFK8倉儲中心的數千名倉儲工人投票成立工會，這標志著亞馬遜員工第一次在美國成功組織工會。同日，曼哈頓切爾西市場的星巴克臻選烘焙工坊也投票成立工會，成為全美第十家擁有工會且工會成員最多的星巴克門店。11月17日，來自112家門店的2000多名員工在星巴克“紅杯日”當天發起罷工行動，要求公司提高員工福利，抗議公司打擊工會的行為。在過去的一年中，260多家星巴克門店投票支持成立工會。觀察者認為，我們有理由相信某種“新工會運動”正在美國發生，它延續了“千禧社會主義”（Millennial socialism）的政治潮流，經歷了2008年金融危機、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2016年民主黨候選人伯爾尼·桑德斯的政治動員，以及新冠疫情，許多美國工薪族的經濟狀況已淪落到無法忍耐的地步，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被美國政府和大企業共同壓制的工會運動重新獲得了鮮明的政治屬性。

美國工人的集體行動已衰落數十年，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目前僅有10%的美國工作者為工會成員，然而今年的民意調查顯示，工人集體行動的民眾支持率達到了1960年代中期以來的新高，約70%的美國人對此表示支持。工人的集體行動被證明具有巨大的影響力。由于工人的帶薪休假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代表約11.5萬名工人的12個工會在今年兩次試圖發起美國自1992年以來的首次鐵路大罷工，原定于12月9日的鐵路大罷工于12月2日被總統拜登新簽署的法案叫停。雖然尚未爭取到帶薪休假權，但鐵路工人已爭取到在未來五年時間內累計獲得24%的薪水漲幅和每年1000美元的現金補貼。

同樣在12月，持續了一個多月的加州大學罷工事件以一項勞工協議的敲定畫上句號。值得一提的是，這是美國史上最大規模的學術罷工。根據這項協議，博士后將在未來五年內累計獲得約21.5%的加薪，崗位初次任期也由原先的一年增加至兩年。學術研究人員則將在任期內得到29%的薪水漲幅。此外，加州大學還承諾將在帶薪休假時長、兒童保育福利以及工作保障方面提供更好的待遇。加州勞工聯盟（California Labor Federation）首席執行官Lorena Gonzalez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表示，加州大學罷工事件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它標志著一種全新的活力和賦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年輕勞動者在傳統意義上并未被視作工會成員。”她認為，這些即將進入專業領域的年輕人將把這段經歷帶到科技領域和學術領域。

英國在2022年經歷了多年來最大規模的勞工動蕩。12月1日，《衛報》梳理的“罷工日歷”顯示，鐵路工人、護士、學校老師、郵政員工、銀行安保人員等群體都將在12月舉行不同規模的罷工，要求加薪、改善工作條件等。據不完全統計，12月1日-24日，該國僅有6天沒有罷工。大規模、跨行業的罷工源自由俄烏沖突加劇造成的生活成本危機。9月，英國價格上漲水平最高的種類是食品、交通和家庭日用品，同比漲幅分別為14.6%、10.9%和10.8%。另外，能源價格也出現了飆升，2022年冬季英國家庭能源賬單預計將升至3000-4000英鎊，而政府提供的臨時補助只是杯水車薪。有觀察者將這一波罷工潮與1978-1979年的“不滿之冬”（Winter of Discontent）相提并論。當時，英國政府與公共和私營部門之間爆發了激烈的薪酬糾紛，罷工潮造成了幾百萬個工作日的損失。但在1979年撒切爾夫人上臺后，工會在斗爭中失敗，其權力被嚴重削弱。

華威大學歷史系教授麗貝卡·厄爾認為，今天英國的不平等現象在很多方面都像是重返19世紀初——隨著能源和食品價格一路走高，許多普通英國人既買不起健康的食材，也買不起烹飪所需的燃料，正如工業革命期間燃料的高成本迫使許多南方地區的居民放棄了在家做飯，以白面包和甜茶維生。在這個全球最早發生“新自由主義轉向”、二戰后建立起來的福利國家機制被不斷拆解的國家，當下的困境早已埋下伏筆。王梆援引前愛丁堡大學哲學教授、英國福利改革中心（Centre for Welfare Reform）總監西蒙·約翰·達菲（Simon John Duffy）的觀點指出，福利太低是當下普通英國人的困境根源，“最近四十年來，只有最富有的那15%的人獲得了真正的收入增長，剩下的人全都遭遇了相對的收入萎縮。正因為福利太低，窮人才離不開低薪工作，結果變得更窮，同時雇主們也懶得在更富有成效的方式上投資。”

疫情后的經濟衰退和俄烏沖突引發的高通脹在英國國內引發了兩次政治危機。7月7日，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宣布辭職，除了包庇副黨鞭平徹（Chris Pincher）的丑聞以及試圖用謊言撇清關系引發保守黨內部大規模“辭職潮”之外，約翰遜在任期間積累的種種社會矛盾——從脫歐、通貨膨脹問題，到英國33年以來規模最大的鐵路工人罷工——都證明了他無法再享有國民的信任。約翰遜的繼任者伊麗莎白·特拉斯上任僅六周，就于10月20日匆匆宣布辭職。她提出用大規模減稅計劃——進入新自由主義時期以來保守黨的典型策略——進行經濟紓困，被廣泛質疑為不切實際，引發市場動蕩。特拉斯之后，唐寧街10號又迎來了新任首相里希·蘇納克。但在“澎湃·思想市場”撰稿人劉羽豐看來，“無論唐寧街的主人如何更換，只要執政的依舊是保守黨或是工黨中接納撒切爾遺產的派系，在眼下的生活成本危機面前，就只能采取一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救火政策，除非外部形勢發生根本性改變。”

03 從推特風波到糧食危機：重新思考全球化

關鍵詞：伊隆·馬斯克收購推特、歐洲能源危機、全球糧食危機

上文講述了社交媒體在社會運動中的雙刃劍作用，而今年圍繞推特發生的一系列風波讓我們對社交媒體的陰暗面加深了體察。

10月底，伊隆·馬斯克以440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了推特。馬斯克以“言論自由絕對論者”（Free Speech Absolutist）自居，然而他入主推特后在這一全球最重要的社交網絡平臺掀起的運營改革，卻反映了他在“言論自由”問題上的雙重標準及其導致的嚴重后果。打擊數字仇恨中心（Center for Countering Digital Hate）、反誹謗聯盟（Anti-Defamation League）及其他在線平臺研究組織發現，馬斯克收購推特后，中傷非裔美國人的言論從每日平均1282條上升至每日平均3876條；中傷男同性戀群體的言論從每日平均2506條上升至每日平均3964條；反猶言論在馬斯克收購推特后的兩周內飆升超過61%。與此同時，與伊斯蘭國、宣揚極右陰謀論的QAnon等極端組織相關的賬戶也在推特上通過付費認證卷土重來。同樣值得警惕的是，推特近期解散了監管危險或失實言論的團隊，停止執行新冠錯誤信息監管政策，馬斯克還將一些內容審核問題以投票形式交由用戶決定，研究者警告稱，這些做法加劇了疫情相關錯誤信息和陰謀論的泛濫。

在另一方面，馬斯克又肆意封禁了一些可能對他或公司不利的推特賬號。12月14日，推特封禁了超過25個使用公開信息追蹤私人飛機定位的賬號，包括追蹤馬斯克的私人飛機的賬號@ElonJet。馬斯克對此做出的解釋是這些賬號違反了推特的一項新規——推特用戶不能分享他人的“實時定位”。推特還封禁了至少8位來自《時代》雜志、CNN、《華盛頓郵報》等媒體的記者推特賬號，封禁原因并不明朗，但上述賬號的共同點是它們都發布過飛機定位賬號相關的推文。12月18日，推特的監管政策再一次升級，宣布將不再允許純粹只為宣傳Instagram、Facebook、Mastodon等其他社交平臺的賬號活躍在推特上。馬斯克稱，這是為了阻止“無休止的競爭者免費宣傳，這簡直絕頂荒謬”。

推特的締造者們曾宣稱推特是一個“全球城市廣場”（global town square），前推特首席執行官迪克·科斯托洛和推特聯合創始人杰克·多西都有過類似表述，甚至連馬斯克也說過，“我收購推特的原因是因為這樣一個數字城市廣場的存在對文明的未來非常重要。”

但在《紐約時報》專欄作家Ezra Klein看來，我們寄托于推特的這一理想時至今日已經破滅。他批評稱，無限互聯和海量信息正在使我們的注意力和反思能力退化——推特的運營機制鼓勵用戶講述而非傾聽，在各種爭議性議題上發表未經深思熟慮的觀點，吸引點贊和轉發。作家、活動家理查德·西摩（Richard Seymour）在《推特機器》一書中指出，“如果說推特機器帶給我們的是一連串災難，如上癮、抑郁、假新聞、噴子、網絡霸凌、極右亞文化，那么這臺機器只不過是在利用和放大那些在社會上已經普遍存在的問題……我們身上有些東西正在等待上癮，而社交媒體加強了這一趨勢。”Klein提醒我們注意，這實際上已經是所有社交平臺皆存在的全球性問題，這些平臺的設計都有相同的出發點，就是讓創作和分享內容更便捷、更易上癮，而平臺背后的公司則擁有了更多可出售的注意力和數據。鑒于社交網絡已經是我們時代最重要的數字基礎設施之一——我們幾乎所有人都依靠社交網絡獲取信息、與親友保持聯系——探索促進對話和理解的社交網絡新機制已刻不容緩。

世界是平的，人員、資本、商品的自由流動能促進所有人的福祉——這曾是全球化的美好許諾，然而它正在被逆全球化浪潮打破。俄烏沖突加劇了歐洲能源危機。俄羅斯是全球第二大天然氣生產國和第三大石油生產國，今年年初的數據顯示，歐盟27個成員國有40%的天然氣依賴從俄羅斯進口。由于制裁限制了俄羅斯的能源供應，歐洲的天然氣基準價格在過去一年中上漲了近十倍，消費者和企業都受到了嚴重打擊。德國波恩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終身講座教授、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學武在接受界面新聞采訪時指出，在全球化發展順利的時代，能源進口國和能源出口國相互依賴、彼此共贏，而當地緣政治凌駕于全球經濟紐帶之上，“包括歐洲現在的能源危機也是逆全球化趨勢的一個體現、一個注腳、一個病灶。”辜學武同時認為，只要資本主義的規律沒有發生本質變化，能源貿易的中斷只會是暫時的。

逆全球化浪潮疊加新冠大流行的負面影響，還令全球糧食危機愈演愈烈。據《衛報》報道，早在2021年，美國山火、拉美地區的旱災和澳大利亞的洪災就已造成糧食減產，由于今年的俄烏沖突雙方都是小麥出口大國——烏克蘭是全球第五大小麥出口國和主要玉米出口國之一，俄羅斯是全球第一大小麥出口國和第二大葵花籽供應國——對全球糧食供應而言無異于雪上加霜。依賴于黑海地區小麥等作物出口的非洲和中東部分地區已出現糧食短缺，聯合國在今年2月警告，索馬里的糧食短缺將威脅近半數5歲以下兒童的健康，該國還在努力對抗規模前所未有的旱災，由于旱情導致糧食緊缺的非洲國家還有布基納法索、乍得、毛里塔尼亞和尼日爾。糧食危機也波及了亞洲部分國家：飽受內戰摧殘的也門至少有800萬兒童處于饑荒邊緣；在政局動蕩的阿富汗，95%的阿富汗家庭因經濟窘迫難以保障食物獲取；同樣因經濟危機陷入糧食危機的還有斯里蘭卡，極端民族主義政府于2021年4月提出化肥禁令，導致糧食歉收。

《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報告》顯示，2021年，8.23億人處于饑餓狀態，至2022年，這一數字將新增5000萬人。隨著食品價格持續上漲，2023年預計全球面臨長期營養不良的人口將再增加1900萬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校長米努什·沙菲克（Minouche Shafik）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我非常擔心糧食和燃料危機對低收入國家的影響。許多國家的債務水平已經非常高，它們將很難借更多的錢來支付能源和食品進口。世界各地的許多家庭將受到這場危機的影響。我們應該盡我們所能，通過人道主義援助、現金轉移和向最貧困家庭發放福利，并保護最脆弱的群體。”

尾聲：未來將會怎樣，取決于我們的理智與決心

今年離世的香港作家西西在小說《欽天監》中寫道，假想線不僅是人們用來理解地理和天文的工具，也是人們規范思想和行為的工具，“假想線多有用，多方便，大家就接受了，好像真有那許多的線，好像這世界就是被假想線劃成的。”西西在此前接受界面文化采訪時表示，她借用假想線比喻世間的種種不公平和不合理現象。

“男尊女卑”就是這樣的一條假想線，它看似真實且堅不可摧，切實地削弱了一些社會的福祉和潛力。布朗大學經濟學教授、統一增長理論創始人奧戴德·蓋勒（Oded Galor）指出，人類社會從千百年漫長的停滯向增長轉型的一個關鍵驅動力是更多女性進入社會參加勞動，而全球財富與不平等的起源之一就是不同地區對性別角色的不同態度。越是鼓勵女性加入職場和發展進程的社會，越能在財富積累上取得先機。反之亦然。

“經濟至上”是另一條假想線——在加拿大作家F.S.邁克爾斯（F.S. Michaels）看來，經濟是我們時代的“單一文化”（monoculture），形塑著我們的思想、感受與行為。它使我們相信，我們是理性、自利且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個體，在一個由市場構成的世界里彼此競爭，市場與競爭越是廣泛，越能達成最優效率，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是一種非人的、匿名的、交易性的經濟關系，有利則合，無利則散。但也正是這一種單一文化，正在造成越來越多的痛苦、困惑和不平等。

“許多社會怨聲載道的原因是，我們的社會契約已被技術變革和人口變化壓垮，”沙菲克在《新社會契約》中寫道，“這帶來的結果是，更多的風險——養育子女、失業后維持再就業能力、年老時照顧自己——都開始由個人承擔。我們越來越生活在‘只能靠自己’的社會中，這種狀況變成義憤填膺的政治氛圍，心理健康問題的泛濫，以及年輕人、老年人對未來的擔憂。”為此，沙菲克提出，我們需要一份更強調集體利益、風險共擔的“新社會契約”，它需要建立在三條原則的基礎之上：第一，每個人都應當獲得滿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最低保障；第二，社會應當盡可能地投資于為公民創造機會；第三，風險應當由個人、家庭、雇主和國家共同承擔。

帕克發現，17世紀中葉的危機過后，不同國家和地區實現了一種新型均衡。人們對政治、經濟與宗教變革的狂熱冷卻，政局更加穩定、經濟出現革新、宗教變得寬容。許多政府將社會資源從軍備轉向了社會福利，以重建經濟；知識界也推出了一系列應對未來危機的新理論。這些革新在西方世界扎根尤為深入，并為后來東亞和西北歐之間的“大分流”打下基礎。兩個多世紀后的今天，我們又走到了某個危機重重的歷史節點，未來將會如何，同樣取決于人類的理智與決心。

（除注明外，本文圖片均來自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