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潘文捷

編輯 | 黃月

人依靠自然生活，這是無法推翻的前提。可是，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已經提了幾十年了，世界如今依然處于不可持續的狀態。這是什么原因？又該如何解決？

日前，在北京大學博古睿研究中心主辦的活動“呂植x項飆：對話自然與人的共同焦慮”上，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呂植提出，世界依然不可持續的一大原因是我們一直在簡化“發展”的概念，這意味著用單一的標準來衡量發展。然而“所有的行為都是有代價的”，比如使用GDP作為發展指標，就會忽略GDP背后環境的代價，因此她認為應該采用更加綜合全面的指標。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項飆則談到，保護環境應該注意到在地的多樣性，塑造出溝通對話交流的機制，把“共同性”作為一個應該邁向的目標。

馬斯洛需求理論“荒謬得不可想象”

呂植提及，發展經濟學中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認為，人富裕到一定程度才能關注環境，環境是富了以后的事情。但現在的情況是各個國家貧富不一，如果要等大家都富裕才關心環境就來不及了。她結合自身經歷談到，中國“兩山理論”（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說法從經濟角度出發，確實是一個很好的入手點，不過“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她以自己在四川關壩村的項目舉例，一開始老百姓認為錢特別重要，隨著森林恢復、動物多起來、環境好起來，當地人對森林的自豪感大大提升，他們也得到了社會的認可，包括媒體的報道、周圍村子以之為樣板等等，都讓老百姓的價值觀發生了變化。“人的自豪感、人的需求各種層次可以在任何階段出現，”呂植說，而我們常常在談環保時忽略了精神需求。

項飆也認為，最近中國的發展出現了相當特殊的現象：基層干部會說老百姓就是要錢、要實惠，普通群眾也會說我們老百姓就是要實惠，否則都是空講。“這顯然不符合客觀事實，我們知道這口氣、感情、尊嚴都是非常重要的。但現在的主流話語活生生地把感情上的、尊嚴上的、價值觀上的需求抹掉，簡化成‘老百姓就是要實惠’。”項飚說，這里的“實惠”一定要是貨幣化，只有這么講才接地氣、才算了解實際情況，“否則都是文青。”

項飆稱，按照人類學家的統計，即便是在原始社會物質條件最稀缺的情況下，人們也會在音樂、舞蹈等藝術創作上付出大量時間，因為當時人們吃飽就可以，“從來沒有想象過要怎樣積累、要搞投資、要比別人賺得多。”把人的需要分為低級和高級的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尤其受到推崇，他回憶說，當時北大非常流行“先發展后環保，否則什么都沒有”的說法，認為沒有發展到某個程度，一切都是空談。

他回憶道，90年代社會學家鄭也夫與經濟學家樊綱之間發生過一場關于“轎車文明”的大辯論。樊綱認為，現在如果不發展汽車產業，就失去了GDP增長的一大塊紅利，我們不發展別人就會發展，交通、能源等方面的問題都是發展以后的事情。從之后的產業政策來看，顯然是樊綱這一派取得了勝利。

在世界范圍內，項飆認為一個值得學習的國家是日本。19世紀進入現代化以后，所有國家都成為了“經濟增長的人質”。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二十多年經濟停滯，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沒有多大提高，但是社會穩定，基本福利能夠滿足，“這是一個巨大的成就。”然而國際社會沒有重視，日本國內的右派也在惋惜這“失去的二十年”。實際上，這二十年間日本有很多地域再生、年輕人回農村的實驗，也有很多老人照護實踐值得總結和學習，因此，“不要把日本的二十年認為是悲摧的二十年。”

除了政治決策，環保更要重視當地人

面對日復一日面對和講述的環境問題，我們是否已經存在某種共識？項飆認為，如果保護環境成為僵化的口號和命令，也會引發反感。川普和歐洲極右組織否認氣候變暖，就是因為保護環境成為了一種說教，人們在生計無法得到保障的時候更容易認為“氣候變暖”是“忽悠”。

從自然保護（Conservation）的發展歷史來看，一部分人先提出了這一要求，呂植談到，這些人往往是有錢的、發達國家的白人。在自然保護概念興起初期，常見做法是圈起一片土地作為動物居住地，把當地的人排除出去。這種做法使得土著居民和當地社區成為了相對弱勢的群體，而實際上當地人的參與非常重要。

呂植稱，國際談判、設定全球目標等政府保護的決策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跟土地、森林、動物最接近的是當地人，他們的觀念和行動決定了宏大目標能否真正落地。全球評估報告顯示，土著居民使用、管理、擁有的土地的退化速度低于平均速度。

那么，在政治力量和在地者的努力之外，學者能做些什么？項飆說，人類學學者應盡量提出一些老百姓可以使用的語言和概念，使之成為普通人用來反思生活、建構意義的工具，幫助處理代際、性別關系等。“如果工具跟他們的實際經歷緊密結合，最后得出的價值觀和意義必然是合理的，是跟身邊物質環境的需求大體和諧的。”

項飆認為，國際關系在今天成為了巨大的焦慮，原本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基本結束，我們進入了大國博弈的狀態，這意味著環境保護會被放在第二位。接下來要考慮的是，如何把大國博弈限制在一定程度內。他說，“讓自然的因素成為大國競爭的限制，制造一個共同的底線，使得競爭的激烈程度下降，或讓競爭往好的方面發展——例如在環保方面進行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