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摩西不夜奔
少許劇透,誠意推薦觀影。
《隱入塵煙》是一部鄉土題材的電影,曾入圍第72屆柏林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
中國鄉土題材影片第一次在西方引起轟動,同樣是在柏林電影節,第五代導演張藝謀用鋪滿銀幕的紅高粱宣告了一種影像美學的到來。而關于《紅高粱》有個幕后故事一直被人們津津樂道,就是劇組為了拍戲,種了上百畝高粱。
對于張藝謀來說,漫山遍野的高粱才有故事發生的語境與氛圍。
對于李睿珺來說,只有真實的發生地,還不夠,他想要一種更完整融入的鄉村影像,一種無比接近真實的與土地血脈相連的生命體驗。這是一種極為迷人和奔放的創作方式,只為了接近創作者自己對于土地的情感與記憶。
李睿珺的電影,從《老驢頭》《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到這部《隱入塵煙》。對于西北土地有一種跳脫不開的依賴感,不僅僅是人物原型、故事原型,也不僅僅關乎語境與氛圍,這種依賴感來自他的電影理念,更來自他對于生命體驗與藝術表達之間關系的在乎,是那種挺要命的在乎。這不是說他電影有多好,但了解了這種創作方式,是能夠進入他的電影、他濃郁而至純的西北土地影像世界的關鍵。
《隱入塵煙》比李睿珺之前作品都清晰、扎實而通透。一對鄉村的邊緣人走到了一起,一起用泥土筑磚搭建房屋、在麥地里耕地收獲、在屋頂上睡覺,在河溝里偷偷洗澡,所有細節都真實得可觸可感,甚至可以感受到人物的呼吸。這種感受非常難得,與大銀幕上大多數電影抽離現實的符號化存在成了一種鮮明的對比,可以迅速將人拽入這種影像里面。整部電影給予了土地與自然最大程度的尊重,時間與空間自然存在,村莊與莊稼自然生長,兩個邊緣人在一起,沒有過多情感表達與交流,更多是簡單純粹的相濡以沫,春耕夏長,秋收冬藏,一切都在自然規律之下,盡可能避免一切戲劇化。
導演想用邊緣人的生存方式來尋求人與土地最本質的關系,所以跟現代文明有關的事物反而成了陪襯,比如鄉村拆遷、鄉村治理、城鄉關系等等,本來深刻影響了著生活在農民的生活狀態,而在城市化大潮背景下,農民離開土地進入城市似乎是理所應當的,但因為主角馬有鐵和曹貴英兩人都處于被原有社會關系拋棄的狀態,反而獲得了一種純粹的自由,這種自由,可以讓他們與土地的關系更簡單。
于是,馬有鐵和曹貴英的關系,是愛情嗎?當愛情已經成為當代社會流行文化的一種符號,與消費文化捆綁在一起具備了太多矯飾和解釋,這兩個人的關系是否是愛情已經不重要了。
但卻足夠動人。
影片詳細展示了兩個主角原生態的生活狀態,尤其是兩人筑造泥磚的過程,用泥磚建造房屋,是一種盡可能減少工業改造土地又讓人有棲息之地的方式,從泥土到泥磚只是改變了一種形態,當泥磚在兩人周圍一圈一圈擴散開來形成一個矩陣,這種儀式感給觀眾帶來了極大的沖擊,從泥土到泥磚到這種自然而強烈的形式感,已經有了禪意。
當兩人的暴雨中搶救泥磚,相互攙扶又屢次倒下,馬有鐵用鄉村的諺語來開導妻子曹貴英,千百年來面對各種不可抗力農民表達出的接受與豁達,在這里已經超越了字句本來的意義,只是兩人在土地上與自然共存的意象之上的一種情感交流。
于是,影片比較有戲劇沖突的地方,是農民馬有鐵去獻血、房屋被拆遷、賣糧食等情節,這些情節中,馬有鐵是甘于被欺負、蒙騙和受委屈的,而馬有鐵表達出來的同樣是一種極為通透的接受與豁達,比如他明明獻出了自己的熊貓血,受益者買便宜的大衣來感謝,他卻在賣糧食的時候把買衣服的錢抵扣了;他明明知道他不要縣城的房子,會被大哥利用把房子給了侄子,他欣然接受。
影片這里不是要表達中國農民的逆來順受,而是在暴雨面前,和在糾紛與利益面前,他處理的方式都一樣的,豁達地接受。因為他的生存狀態,只是與土地有關。
前面說導演李睿珺到了這部《隱入塵煙》,極為扎實又通透,就是把他基于生活記憶的生命體驗進行了一種返璞歸真的表達,把所有與土地有關的細節進行還原之后,又完成了超出現實之上的象征與表達,一個男人、一個女人和一片土地,最真實的方式存在,然后離去。
飾演男女主角的演員組成非常有意思,男演員武仁林是導演李睿珺的姨夫,一個西北老家普通的農民;而女演員海清是國內著名女演員,尤其以甜美賢惠的“媳婦”形象為觀眾熟知喜愛。如果說男演員武仁林是本色演出的話,那么海清在表演上的努力與突破的確讓人吃驚,褪去了所有的現代都市痕跡和既有作品賦予的形象,沒有任何表演技巧帶來的“外來者”痕跡,從佝僂的體態到卑微的神情完全融入到鏡頭中西北土地的語境中。據說海清跟著劇組在這里待了一年,開始還是演員到農村體驗生活,后來就與農民生活完全融入到了一起,最終達到了導演想要的純體驗式表演,這種極致的表演在近年的國產影片中都極為罕見。
導演是癡迷與土地和生活記憶有關的所有細節的,同時抱有非常真誠甚至虔誠的創作心態,或許因為這些,在完成已經非常成熟的表達的同時,影片還會把所有劇情信息交代得非常清楚,但當我看到男主角馬有鐵面對各種交易和侵犯一再忍讓,還會忍不住猜想背后更劇烈的沖突,即便這種沖突可以不體現在馬有鐵身上。
我們當然能理解當下創作環境對影片社會層面表達的束縛,而拆遷這些外部因素又成了主角命運改變的關鍵,如果土地與人的關系被這種外部敘事力量所改變,又要因為各種原因回避或者弱化,或許影片可以從現實主義的方向更加抽離一些,人與土地更加抽象化,或許能更好第完成作者的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