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實習記者 左懋林 記者 潘文捷

編輯 | 黃月

今年是斯德哥爾摩會議召開50周年，當年的會議將6月5日設立為了世界環境日。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與瑞典世界環境日網站上寫道：人們面臨著生物多樣性的喪失，自1700年以來，約三分之一的商業魚類物種被過度捕撈。

人類活動對自然的影響不可忽視。在《動物解放》的譯者序中，中國臺灣地區哲學學者錢永祥寫道：“動物的定位牽涉到人的整體世界觀，人對動物的態度更牽涉到了我們所使用的基本道德概念是否具有確定而且融貫的意義。”人類如何看待和理解與我們自身緊密相連的動物？讓我們從人與狗相互馴化的例子出發，反思物種之間的關系。

當我們開始意識到人類中心主義，當我們開始關注人與非人主體之間的互動，我們也會逐漸拋棄邊界分明的個體主義思想，用新的眼光看待如今我們面臨的諸多環境生態問題。

人與狗：交流合作，相互馴化

人類學家愛德華多·康（Eduardo Kohn）發現，亞馬孫河上游地區的魯納人（Quichua-speaking Runa in Ecuador’s Upper Amazon）會觀察自己所養的犬類如何做夢，并想象其內心活動，把對狗的夢境作為認識人類社會的隱喻。事實上，魯納人相信所有生命都是“人”，也就是說，動物世界觀與魯納人是平等的，只是不同物種的認識視角不同。例如，他們認為腐肉在人類眼中是惡臭的，但在禿鷹看來，腐肉具有類似煮過的木薯塊莖所散發的香甜氣味；而禿鷹們所看到的不同的世界，與魯納人眼中的世界實質上是一樣的。巴西人類學家卡斯特羅（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將這種思維稱為“多元自然主義”，即“同一文化，多個自然（世界）”，人類和非人類生命具有相同的文化，但他們感知到的是不同的自然。

愛德華多指出，狗和人雖然有著各自的自然視角，但共享著同一個文化。對狗來說，以正確的規范成為“人”，是在這里生存的核心。相應地，人們努力引導他們的狗沿著這條道路前進，就像他們給出建議、幫助年輕人成長一樣。比如，人們認為像魯納族成年人一樣，狗不應該偷懶，不應該有暴力傾向。這意味著，狗應該在森林里打獵，避免咬人或對人大聲吠叫……為了將這一系列社會準則灌輸給狗，魯納人會舉行儀式，讓狗攝入一種植物和其他物質混合而成的“藥劑”，然后對它訓話來提供“建議”。科恩發現，魯納人在與狗共同生活、相互理解的嘗試中，形成了一種共同的跨物種的文化習俗。

在魯納人和狗的關系中，被賦予太多中心地位的人轉而成為狗的“長輩”或“兄長”，展現出一種物種間交流的可能性。藏族牧民與他們的護衛犬之間也存在著類似的情感，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人類學博士周雨霏考察了藏獒經濟中的人狗關系。她發現，藏族牧民每天晚上給自己的狗交代工作，牧民從喉嚨里發出一種“喝喝”的聲音，藏獒和整個狗場都會進行回應。周雨霏指出，這是一種牧區“語言”，這種“語言”像一句咒語，喚醒了這些從未履行過草原護衛犬本職的狗場繁育犬身體里的某種“牧區性”。這種雙向的互動和對話在她看來，不僅是牧區與市場之間的紐帶，更是人與狗的共鳴。

其實，狗與人之間的關系或許更像是相互馴化。周雨霏引用了研究者雷蒙德·科平格（Raymond Coppinger）和洛娜·科平格（Lorna Coppinger）在What Is a Dog?一書中的觀點指出，“在人與犬類祖先最初的接觸中，是一小部分性格較溫和的狼主動靠近人類尋求食物和庇護，而人對這個過程做出的最初努力不過是被動接受。在這樣的意義上說，不僅僅是人‘馴化’了狗，更是狗‘馴化’了人。”這意味著，馴化其實是一種雙向的物種間關系生成的過程。

反思人與生態：從人類紀到克蘇魯紀

相較于人與狗的關系，人類與其他物種并非一貫如此和諧。人類很早就意識到，在征服自然的過程當中，自己已成為氣候變化和物種滅絕的罪魁禍首。針對這一狀況，從本世紀初開始，“人類世”或稱“人類紀”作為描述地球歷史的新紀元，而頻頻出現在生態理論和文化批評等論述之中。

人類世的概念往往會被追溯到荷蘭大氣化學家、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克魯岑（Paul Crutzen）及其合作者斯托默（Eugene Stoermer）。克魯岑2002年在《自然》雜志發表文章指出：“人類世可以說是從18世紀后半期開始的，當時對極地冰層中的空氣分析表明，全球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濃度開始增加。這個日期也恰好與1784年詹姆斯·瓦特設計蒸汽機的時間相吻合。”自此，人類行為開始成為改變地球的主要力量。

人類紀展現了人類短期內對地球造成的不可磨滅的損害，技術哲學家許煜在為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人類紀里的藝術》所作的序言中寫道：“人類紀表面上指的是繼全新世（Holocene，11700年前至工業革命）之后的一個新的地質學紀元，在這一時期，人類的行為已直接地影響了地球內部的地質化學活動。然而事實上，人類紀的背后也是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結果。”

在《人類紀還是資本紀》（Anthropocene or Capitalocene?）一書中，資本紀被界定為“不是作為社會經濟系統的資本主義，而是作為將自然組織成為一個多物種、本土化 、資本主義世界生態的資本主義體系”。人類學學者朱劍峰指出，這個概念提醒我們，目前的危機是由資本主義生態體系中對自然的“廉價化”造成的，強調的是自然在其倫理-政治體系中處于低級的位置。例如殖民主義、種族主義把歧視的對象和自然聯系在一起，將其比喻成蠻荒之地；再比如在兒童繪本中可以看到非洲的代表是野生動物，而美國的代表是迪士尼樂園。

朱劍峰認為，正是通過對自然的廉價化，現代化資本主義文明的生態觀得以建立。盡管資本紀對資本主義體系展開了批判，但在他看來，這種觀點仍然帶著“現代化的原罪”，暗示著一種進程、發展和大歷史，表現出一種鳥瞰式的視角。美國哲學家哈拉維（Donna Jeanne Haraway）則認為，這種“人類自負”式的思維是父權社會的產物，并進而提出了“克蘇魯紀”的概念，啟發我們討論地球上跨界共存的可能性。朱劍峰也寫道，“以往各種邊界分明的個體主義思想都必須拋棄，因為它們無法回應人類紀和資本紀中諸多的環境生態問題。”各種非人類的生物形式不僅是我們解釋、認識一個社會、族群、國家文化體系的鏡像, 同時也是現實的存在，是與人類共存的伴侶。

在這一脈絡之中，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社會學教授湯普森 (Charis Thompson)提出了共舞（choreography）的概念來描述人與非人主體之間的互動，她認為，這是不同主體一起“共舞”從而生成相關聯主客體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只有“共同生成” (becoming-with) ，不存在彼此界限分明的主體。羅安清在《末日松茸：資本主義廢墟上的生活可能》一書中從菌類出發，關照了自然與人共生的世界。她并不簡單將生態危機歸因于資本主義和市場, 而是在廢墟中尋找出乎意料的勃發生命，在她的敘述中，松茸蘑菇展示出人類、動植物在被破壞的生態環境中的一種合作共存。羅安清指出，協作共存的關鍵正是要關注零碎的景觀、多重的時間性以及人與非人之間不斷變化的組合。

參考資料：

https://www.lca.org.tw/column/node/993

Viveiros de Castro, Eduardo，1998 Cosmological Deixis and Amerindian Perspectivism.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n.s.) 4{3):469- 488.

Viveiros de Castro, Eduardo ，2004 Exchanging Perspectiv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Objects into Subjects in Amerindian Ontologies. Common Knowledge 10(3):463-484.

 https://mp.weixin.qq.com/s/Y4jxG87VaMXLuVi28ZQzEA

 Coppinger R, Coppinger L. What is a dog?[M]//What Is a Do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1.

 張磊. “人類世”：概念考察與人文反思[N]. 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03-22(003).DOI:10.28131/n.cnki.ncshk.2022.000998.

 《人類紀里的藝術》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 著 陸興華,許煜 譯 重慶大學出版社 2016-11

 朱劍峰.跨界與共生:全球生態危機時代下的人類學回應[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59(04):133-141.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4.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