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為方遠先生的演講實錄（有刪減）：
感謝界面新聞的邀請，我分享的主題是《母基金：中國創新連接器》。首先，介紹一下我自己，我是上海人，在南浦大橋下的陸嘉浜路出生。在交大念本科以后，我先在安達信咨詢，然后去了漢堡王中國，05年我選擇去了法國。在楓丹白露的商學院進修，我畢業之后加入了一家總部在歐洲的家族企業LGT。LGT集團有120年歷史，管理大概全球1200億美金的資產，非常強調資產配置，最重要的是資產配置利器是母基金，通過投資股權基金、VC基金，投資在創新和一些初創的企業，從中獲得收益，風險極低，是有固定收益回報的資產品類，我在那邊工作12年。
2018年我離開了這家工作了12年的機構，回到北京，我們和紅杉資本一起創立了星界資本，50%投資母基金，50%做直投，當時規模有200多億，我主要負責母基金管理合伙人。今年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這次給我最大的感受是，中國在基層的執行力極其嚴謹， 所以才把疫情控制得這么好，我也是其中的受益者。目前，新冠疫情全球范圍內還沒有被全面的控制，拜登上臺之后，中美關系能否緩和？我想整個宏觀環境是還是充滿不確定性。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非常熟悉的股權投資領域，募資難是大家的共同話題，昨天我和清科集團符星華符總探討，今年從募資的總量來說，和去年是差不多的，去年下半年完成了非常好的追趕，但是從結構來講，2014年，整體中國的母基金，或者說PE/VC股權的市場，融了大概8000億左右，80%是市場化的資金，但是今年天平調轉，80%國有資金，國有資金跟財政打交道有多么難，我們下面很多GP都沒有經歷過。
第二個是股權投資改革，大家聽到比較多的是資金和項目都向頭部靠攏，其實這是不爭的事實，今年很多頭部項目還沒出來，就被紅杉、高瓴、經緯收割了，全中國25000家股權投資基金，如何在巨頭領域競爭，是非常值得探討的。但我們對中國經濟依然充滿信心。
雖然宏觀環境充滿不確定性，但中國的股權投資行業進入了一個變革期，我們的信心來自于哪里呢？我們看看數據，美國60年代的時候，由于硅谷，產生了一大批創新公司，以蘋果、微軟為代表；98年之后看到了亞馬遜、谷歌，其實特斯拉當年就成立了；金融危機的時候我們看到了共享經濟，當時因為金融危機很多人失業，以共享經濟為代表的公司，愛彼迎、UBER都是那個時候誕生的。新冠疫情中我們看到一支股漲地非常猛，中國用騰訊會議，國外用Zoom（打敗了微軟收購的Skype）是初創公司。其實每一次危機當中都有非常優秀的公司誕生，這些公司都是非常長周期的公司，目前依然是整個市場的領導者。
中國的歷程比美國晚了兩個時代，我們從99年、05年開始，阿里巴巴，騰訊和BAT都是在那個時代成立的，借著美國的互聯網高潮，使得中國有了一些創新。到了2008年中國經歷了全球的金融危機，我們可以看到那個時候強調的四個字是“擴大內需”，小米就是那個時候成立的。再回到2014、2016年，4G帶來移動互聯網，誕生了螞蟻金服，拼多多。我們中國的創新一點不輸給美國，盡管從市值上來說，中國還沒有世界級的互聯網公司，但是這個一定會發生，是大概率事件。從產業視角來講，需要巨大浪潮推動創新。正是危機帶動了線下業務線上化，數字化，整個辦公遠程協作和底層邏輯的改革和提升。
中國經濟的數據，GDP的增長，第一季度是-6.8%，第三季度+4.9%，科創版現在大概200多家，總市值從1.1萬億到第三季度的2.8萬億。整個一級市場融資在第三第四季度完成了趕超，昨天跟一位經濟學家交流到，年底12月份預測我們出口10+%，最后數據可能是20+%，隨著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圍內加深，可能明年中國的出口還會向好，中國為什么能獨善其身，整個中國的宏觀經濟，我們的生活沒有受到太多的影響，我們作為股權投資從業者的一個解讀就是——中國創新。中國有特別強的創新熱土，中國有特別強勁的創新的基礎設施。
我分享一下星界資本是怎樣踐行創新的，星界資本做了一些什么？我想從一些具體的案例。叮咚買菜是去年投資一家公司，我們領投了C輪，居住在上海的朋友，在疫情當中用的非常多，通過它來買菜，買一些生活必用品。這家公司發展非常好，GMB可以做到150億，是準獨角獸公司。第二家公司小藥藥，這家公司是B2B的一家藥品流通領域的公司，賦能20多萬家中國非常小的藥房，使得大藥廠能夠通過流通環節，在小藥房里面做了很多工具軟件，能更有效的管理庫存賦能，這家公司當時在疫情更嚴重武漢的時候，承擔了特別重要的藥品分發的工作，也是武漢當地的緊急物資采購的單位，非常感謝這家公司小藥藥，沒有一個人離開武漢，堅持支援武漢。第三個是去年投資的公司泡泡瑪特。我們兩年前關注到了這家公司，非常了解這個公司資本的一個成長和他的生長路徑，這是一家十年前成立的公司，直到兩三年前真正找到了它商業模式。剛剛港股上市。
剛才舉了直接投資的例子，我們一開始做母基金的，是生態系統，圍繞星界資本周圍有三個行業長期被看好，一個是消費、一個是醫療、一個技術驅動的公司，我們布局了中國老一輩成熟的基金，也布局了一些新興的基金，通過他們覆蓋更多的新興企業，包括元氣森林、泡泡瑪特、叮咚買菜、小藥藥等等，母基金的打法可以形成一個非常好的基礎設施。
星界資本成立之初，是把社會責任作為基礎設施的一部分來構建的。特別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寫了《星界家書》給被投企業和被投基金，告訴他們疫情當中怎么做好員工管理，組織改善，有條件的可以做一些捐助，這些都是我們作為一個母基金的賦能型基金的責任。今年第一次發布了ESG投資年鑒，即《社會責任投資年鑒》，我們希望可以通過母基金放大的效益，通過GP、直接投資，使得更多的企業在做企業的時候能夠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初心。
整個母基金，其實就是中國創新的來連接器。我把歐洲、美國最頂層的機構化的資金，通過母基金的形式投到全球的眾多機會中，我把它定義為國際的循環。宏觀環境變化之后，我覺得運用到我們現在的情況，其實是一個國內大循環。就像星界資本一樣，我們投資人、我們LP，是國內最大的國有機構、國新控股，我們聯合紅杉一起做國內聯合。我們整個團隊以中國為主，我們投資專注在中國的機會，我希望把我們國際上的經驗引入中國，形成中國的內循環。
星界資本新使命是什么？過去對母基金的理解更多的是通道，通過母基金投資到基金，更多是資產配置的工具。在我們看來，母基金在中國有一個特別強的中國使命和中國的屬性，我們不能做一個太有限的合伙人，我們母基金叫LP。但是在中國不能太有限，怎么來解釋這句話呢？我們的上面是資金端，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多訴求，一方面有收益的訴求，他們有反投的訴求，有對地方財政的訴求，有招商引資的訴求。對于母基金來講，滿足這些地方的訴求，成為解決方案的提供者。對于GP把錢投入之后，不僅成為資金的提供者，如果有團隊、組織架構、人才的需求也可以提供。如果有LP違約或者不能注資，可以通過S基金的方式，把這一部分接過來。因為我們的基金使命是要成為不太有限的有限合伙人。
中國的創新底層邏輯和底層推動，是來自于最優秀的創業者。日本的創業者可能是從1900年開始的，美國在30年代才出現洛克菲勒、JP摩根。中國的創業者任正非、柳傳志是1944年出生的，BAT創業者都是60年代末70初，后面有80后的王興和張一鳴，也有喜茶的創業者聶云宸。創業者在不斷迭代，他們創造了優秀的商業機會和偉大的公司，希望我們把所有的紅利都讓中國的投資人分享，母基金希望在其中扮演連接器的作用。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