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翟瑞民

界面新聞編輯 | 劉海川

醉駕入刑標準調整一年來，由飲酒引發的危險駕駛案件大幅下降。2024年12月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數據顯示，2024年前三季度，全國檢察機關受理公安機關移送危險駕駛案件25萬人，同比下降41.3%，提起公訴危險駕駛案件21.2萬人，同比下降14.9%。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委員、普通犯罪檢察廳廳長侯亞輝當日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在醉駕治理問題中，檢察機關嚴格執行“兩高兩部”《關于辦理醉酒危險駕駛刑事案件的意見》（簡稱《意見》），將立案情節進一步細化，通過“酒精含量+情節”的方式劃分入罪標準，對沒有從重處理情節的案件不再按犯罪處理，但是對符合刑事追訴條件的，依法該起訴起訴，充分體現對危險駕駛犯罪這類輕微犯罪從嚴懲治的一面。

此前在202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曾聯合發布《意見》，明確規定了醉駕案件14種從重處理的具體情形、3種從寬處理的具體情形、4種情節顯著輕微的具體情形，以及9種一般不適用緩刑的具體情形，同時，明確了罰金刑的起刑點和調整幅度。

“醉駕新規放寬了低血檢數醉駕案件的刑事政策，對于符合規定的部分案件，可以不作為犯罪處理，這從根本上減少了入罪的人數，所以今年前三季度案件數據出現超過4成的下降。這也說明，從社會治理的角度而言，《意見》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北京市盈科(無錫)律師事務所刑事部副主任、內訓醉駕辯護主講人齊奮律師表示。

醉駕入刑在中國已施行13年。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增設了危險駕駛罪，明確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屬于危險駕駛行為的其中一種。自此以后，以醉駕為主的危險駕駛類案件數量急劇增長，成為我國刑法第一大犯罪。根據最高檢數據，2023年檢察機關受理審查起訴各類犯罪1786635件，其中危險駕駛罪案件占比為22%，也即近40萬件。

“醉駕入刑在抑制醉駕方面發揮了不可或缺的威懾作用，但同時也帶來了一些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北京德和衡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張忠此前對界面新聞表示，醉駕犯罪數量巨大，導致案件處理占用了大量司法資源，同時，醉駕犯罪附隨后果對犯罪嫌疑人，以及其近親屬和未成年子女帶來深遠負面影響，進一步增加了社會治理難度。

如今案件數量出現大幅下降，張忠認為，去年《意見》在三個方面對醉駕案件進行了進一步細化規制，首先是關于血液的提取、保管、封存，到運輸和最后鑒定都規定了更嚴格的程序，從而可約束、剔除一部分執法不規范或者不到位的情形，第二是《意見》第12條事實上規定，對于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在150毫克以下，不具備司法解釋第10條從重處罰情節的，可以視為情節顯著輕微，不認為是犯罪，等于是限縮了相當一部分刑事案件，這是案件數量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此外，社會層面的綜合治理也發揮了很大作用，從法制宣傳，到社區矯正等等，對危險駕駛也形成威懾和警示，某種程度上減少了危險駕駛行為的發生。

北京周泰律師事務所徐嘉欣律師告訴界面新聞，司法解釋施行一年來，醉駕撤案、不起訴比例增加，證實醉駕新規中情節顯著輕微不定罪、情節輕微不起訴的相關條款得到了有效落實，是該寬則寬刑事政策的體現。但是，醉駕新規并非一味放寬定罪標準，寬嚴相濟的另一面是當嚴則嚴，醉駕新規對不適用緩刑的情形也予以了明確，一定程度上會壓縮部分自由裁量緩刑的空間。

界面新聞注意到，侯亞輝12月5日同時介紹，今年前三季度，人民法院判決的危險駕駛案件中，判處實刑比例為60.2%，同比上升8.4個百分點。

張忠認為，醉駕案件判處實刑的比例增加也屬正常，在150毫克標準剔除了一部分不認為是犯罪的案件外，相應地進入審查起訴程序的案件就當重則重了，比如《意見》明確規定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超過180毫克的醉駕案件，原則上一般不適用緩刑，而這種案件在實踐中占相當一部分，最后在法院可能就會被判處實刑。

張忠強調，案件量減少并不能就此理解為我國治理醉駕的法律制度已經完善。因為法律層面本身存在立法缺陷，比如刑法目前還沒有進行修改。事實上，正是由于刑法規定的不完善，目前只能通過司法解釋的方式來彌補缺陷“打補丁”。

“按照刑法關于醉駕的現有規定，只要達到入罪標準，公安機關一定要立案，檢察機關一定要起訴，法院一定要判刑，這和《意見》基于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相對多元化、柔和化的處理顯然是矛盾的。同時，刑法總則關于情節顯著輕微的有關規定，與刑法分則關于危險駕駛罪的有關規定在有機銜接上存在一定缺陷，給法律適用造成了一定困擾，這也是為什么出臺司法解釋的原因。”張忠說。

齊奮表示，當前醉駕治理，以刑罰代替了行政處罰，值得商榷。醉駕案件的社會治理應當在行政處罰前置的情況下，再動用刑罰手段可能更為適宜。畢竟，醉駕案件被告人并不是窮兇極惡，一般達不到必須要以刑罰處置的程度。

2024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五庭庭長李睿懿在《中國應用法學》發布《醉酒危險駕駛的治罪與治理》一文指出，醉駕比飲酒后駕駛危害更嚴重，對未被追究刑事責任、免予刑事處罰的醉駕者，理應處以比酒駕者更重的行政處罰，再次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對醉駕者的處罰，增加拘留和罰款的規定，對形成行刑銜接更加順暢、梯次遞進的醉駕治理模式，十分必要。

李睿懿認為，治理醉駕是一項系統工程，既要在法治的軌道上謀劃推進，更要堅持綜合治理、源頭治理。張忠也指出，目前醉駕治理主要是實踐中執行層面仍面臨諸多難點，比如犯罪記錄封存、社區矯正、刑事司法和行政司法的銜接等等宏觀性綜合治理方面，尚有待完善和細化政策體系。

當前，我國進入輕罪時代已成為官方和法律界共識。2024年2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第一檢察廳廳長苗生明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近年來，我國犯罪結構發生深刻變化，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占比從1999年不到55%，到最近幾年穩定保持在85%以上。

齊奮認為，醉駕案件社會危害性相較于其他刑事案件屬于輕微犯罪，不宜打擊面過大。在輕罪治理時代，醉駕新規施行后實刑率提升，說明出現了刑罰嚴厲的傾向。社會主義法治應當堅持既要懲治犯罪，更要“治病救人”，適當放寬緩刑適用范圍，也有利于醉駕案實現罪責刑相適應，以體現刑法的謙抑性。

他表示，大量醉駕案件被告人成為有犯罪記錄人員，實際上造成了“輕罪不輕“的實際后果。為了解決犯罪附隨后果困境，可以試點犯罪記錄封存（前科消滅）制度，同時，將醉駕犯罪記錄不再作為是否開除公職，不再作為能否繼續從事相關職業的評價條件，應從根本上減少犯罪記錄帶來的負面影響，給相關醉駕人員改過自新的機會。

徐嘉欣表示，醉駕新規在現有刑罰體系的框架下成功實現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會效果相統一，對其他輕罪的處置具有借鑒意義。但是，醉駕新規也只能從個罪的角度、從實體的角度緩解一部分犯罪附隨效果過重的壓力。未來要建立健全輕罪治理機制，建立起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需要的遠不止一部司法解釋，程序上、實體上仍然需要不斷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