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亞當·圖茲（Adam Tooze，知名歷史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本文經授權轉自圖茲教授的Chartbook中文版，原刊于微信公號“圖說政經Chartbook”。本文英文版于2024年11月21日發表于《倫敦書評》。Chartbook是當今英文世界最具影響力的Newsletter之一，每周定期更新，用圖表解讀全球政經世界的激流與暗涌。）

2025年1月20日，唐納德·特朗普將就任美國第47任總統。在撰寫本文時，共和黨似乎很有可能贏得眾議院和參議院的控制權。對民主黨來說，這是一次重大失敗。在美國大選上花費如此之多的資金，卻收效甚微，這是前所未有的。盡管特朗普與億萬富翁們打成一片，但哈里斯在競選資金方面仍有很大優勢。

關于民主黨未來的慣例性辯論已經開始。民主黨的左翼牛虻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站出來，尖銳地譴責了民主黨對工人階級的拋棄。從2016年的痛苦記憶到20世紀90年代比爾·克林頓象征的民主黨的重新定位；從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對20世紀70年代英國右翼轉向的看法到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在20世紀30年代流亡期間的寫作，歷史聯想不一而足。但在所有的觀點和論證中，有兩條截然不同的脈絡。在左翼，加布里埃爾·威南特（Gabriel Winant）在《異議》（Dissent）撰文指出“民主黨官方的孤芳自賞和固步自封”，他們幾乎迫不及待地回到希拉里·克林頓與特朗普的災難性競爭（的敘事）中：

看到拜登的固執（以及）哈里斯不負責任地甚至拒絕讓一個象征性的巴勒斯坦裔美國人在民主黨大會上發表預先審查過的演講，人們不禁要問，這些政客是否關心他們的輸贏。他們一會兒稱共和黨人是致命威脅，一會兒又承諾將他們納入內閣；他們暫停了對法西斯蠶食的警告，只是為了給世界上最具軍事侵略性的極右翼和種族主義政權打掩護。

換句話說，民主黨在任何方面都完全沒有確定意識形態辯論的站位。他們的防御姿態和虛偽只會鼓勵特朗普，同時讓自己的選民失去動力，而他們現在無疑會指責這些選民——仿佛數百萬分散、無組織的個人可以像政黨領導層那樣構成一個應受譴責的對象。

威南特對民主黨中間派的批判為他提供了一個背景，在這個背景下，他可以找到卡瑪拉·哈里斯，她代表著美國政界高層高成就、不真誠、空洞且不連貫的化身。這一點在 2019 年她競選總統提名時就很明顯。2024 年，這一點變得更加明顯，因為她在預演好的訪談中表現得像是在算法的控制下，努力計算著說出最不令人反感的短語和流行語組合，而不是一個有實際信仰和立場的人。

不可否認，哈里斯面臨著厭女和種族主義歧視。這些經歷讓她最著名的一句話——“是我現在在講話”——激動人心。這里有一個人，一個堅持自己聲音的人。但她要表達什么的問題依然存在。她那高高在上的語氣，只是放大了階級動態——一個加利福尼亞上層中產階級科技圈律師在居高臨下地說教。

美國左派將失敗的原因歸咎于民主黨的內部斗爭，而那些更接近民主黨中間派的人則傾向于反轉視角，將其失敗歸咎于諸如后疫情時代的通貨膨脹等環境因素，或者歸咎于2016年特朗普首次獲勝后被吸收為黨內主流的左翼政策立場。

中間派聲稱，左翼致力于身份政治，而這種身份政治對于大部分選民來說是無關緊要或令人厭惡的。他們將這種批判延伸到了他們所謂的宏觀進步主義（macro-progressivism）——民主黨推行的明顯進步主義的經濟政策的意愿。早在 2021 年，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的財政部長和 20 世紀 90 年代新自由主義正統理論的最終執行者——就曾短暫警告過通貨膨脹的影響。現在，2021-23 年的物價沖擊在民意調查中被認為是人們投票支持特朗普的一個原因，中間派要求民主黨今后遠離任何大膽的經濟政策實驗。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場關于民主黨未來的路線斗爭可能會有兩種結果。20世紀90年代初，在三連敗之后，民主黨轉向以克林頓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中心陣營。奧巴馬維持了這一立場。2016年后，該黨轉向左翼，尤其是在2018年國會中期選舉中取得突破后。這一勢頭一直持續到 2022 年中期選舉。下一個考驗將是 2026 年的中期選舉。

正如以數據導向的學者所指出的，美國近期的經濟歷史并不特殊。隨著后疫情時代供應鏈問題的緩解，通貨膨脹在整個西方都很普遍。由民主黨控制的國會和拜登政府從2020年開始推行的海量刺激政策，在價格沖擊方面并沒有帶來比其他國家明顯更差的結果。在GDP增長、生產率和就業方面，美國的表現更好。在實際工資方面，不平等差距縮小了。因此，民主黨的損失雖然令人痛心，但不足為怪的是，其與英國或法國等國的在任者相比相對較少。

當今時代美國政治的顯著特點是雙方差距極小。在這次選舉中，特定群體出現了大的變動：拉美裔男性變得更支持特朗普；大學畢業生更支持哈里斯；經濟條件較好的選民更支持民主黨；工薪階層更支持共和黨。但這仍然是幾個百分點的問題，絕大多數選民固守兩大陣營，全國大部分地區幾乎沒有爭議。

對于那些在每次選舉之間中改變主意的選民來說，究竟是什么打動了他們仍然模糊不清。兩黨在選舉中的選擇都是極端的。他們在搖擺州的競爭最為激烈，爭奪的是幾十萬選民，盡管候選人之間存在明顯差異，兩黨也都發表了危言聳聽的言論，但這些選民顯然仍未做出決定。因此，出現了這樣一種自相矛盾的景象：為了贏得人們對“讓美國再次偉大”或從特朗普的暴政下拯救美國民主等宏大事業的支持，他們提供了微不足道的面包和黃油作為誘餌。

面對這種超現實的情況，民主黨中間派技術官僚對貝弗里奇曲線和產出缺口等細枝末節的執著關注，增加了左派對他們與其回聲室之外的事物脫節的懷疑。這并不是否認通貨膨脹的成因是有趣而重要的。但這一問題與主導競選的意識形態認同沖突和美國工人階級的日常斗爭都相去甚遠，而美國工人階級的日常斗爭不是這里或那里的消費價格指數的一個百分點的問題，而是住房、醫療保健、兒童保育和教育等基本生活成本問題。由于缺乏必要的多數票，大規模的結構性改革已無從談起。但民主黨人不應將真正的生活成本危機與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的細節混為一談。如果這樣做，他們就有可能將自己微小的政治抱負變成虛假的計量經濟學意義上的確定性。

過度以數據為導向的分析本身就會產生嚴重的誤導。32%的選民認為經濟是他們在此次選舉中的首要問題，而其中80%的人投票給了特朗普，這一事實應該被準確地理解為一種密切的相關性。至于這是否構成因果關系，仍然懸而未決。人們確實存在經濟問題，但我們不應低估選民。

如果在這次選舉中，你選擇說經濟是你最關心的問題，那么你首先是在拒絕哈里斯競選中占主導地位的民主緊急狀態的言論。如果這次選舉對你來說是關于面包和黃油的問題，那么你就沒有參加抵抗運動。因此，在這一群體中發現如此多數的人支持特朗普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當代美國，民意調查中的自我經濟描述和政治認同都不是獨立的變量。在未來幾周內，11 月初在密歇根消費者情緒月度指數等調查中宣稱自己經濟狀況不佳的大量選民很可能會對自己的經濟狀況感到好些。實際上，在就業、物價或收入方面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但由于“他們的人”回來了，哈里斯出局了，他們會感到更加樂觀。共和黨的核心選民之一——小微企業的商業信心可能也會出現類似的飛躍。

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的微調來追求選票是愚蠢的，仿佛在權衡曲線上存在某個最佳點，能讓搖擺州的足夠多選票轉投哈里斯陣營。我們需要的不是宏觀經濟政策的保守轉變，而是更全面的政治努力來承認、處理和解決通脹問題。

如果說中間派技術官僚的小范圍分析揭示了一種潛在的保守主義，那么左派的批判則犯了相反的錯誤，過早地捕捉到了焦慮和失敗的瞬間。這在思想上具有啟發性。它提供了一種安慰——也許是冷酷的，但仍然是一種安慰。但它使我們偏離了如何在此時此地避免最壞情況發生的問題。也許民主黨目前的格局確實無法構成一個真正進步的執政集團。同樣，如果沒有這個集團，每當他們獲得權力時，許多雄心勃勃的改革就會受挫。這是拜登政府的教訓，也是美國現代史上每一屆進步政府的教訓。

但就捍衛現有權利和權力地位而言，就保留進一步變革的可能性而言，就防止出現最壞情況而言，11 月 5 日的關鍵是選舉團的 270 個席位。要想有機會贏得這些席位，并不需要建立一個歷史性的進步集團。我們需要的是開展一場稱職的競選活動，并派出能夠以令人信服和放心的語言陳述美國現實的候選人，包括美國的承諾和挑戰。拜登和哈里斯都未能做到這一點，而拜登一直令人憤慨地拒絕讓位，直到最后一刻。這使該黨失去了找到更強有力候選人的一切機會。

2020年，美國最需要的是讓人放心，正常狀態依然觸手可及。但隨著拜登任期的推移，他所提出的讓美國回到特朗普上臺前的偉大狀態的理念日益凸顯。拜登的總統任期是恢復主義的，哈里斯承諾將繼續秉承這一精神。從本質上講，他們想重演2020年，結果卻發現自己回到了2016年。他們被特朗普充滿魅力、自由散漫、毫無紀律的民族主義、排外主義、種族主義和厭女的激進主義承諾所擊敗。到 2026 年，選民可能會對此感到厭倦。雖然經濟可能不會像 2017 年之后那樣對特朗普有利；現在經濟已經接近全面拉伸。外交政策比他的第一個任期更令人頭疼：烏克蘭問題可能會變成阿富汗問題之于拜登，成為一次恥辱性的失敗。盡管他呼吁和平，但他在中東問題上的定位卻指向相反的方向。到2028年，民主黨的新班子可能會看好自己的機會。

作為正常政黨有其吸引力，但這恰恰強化了錯誤的本能。正在發生的多重危機要求的不是恢復原狀，而是在國內和國外采取緊急、進步的應對措施。民主黨需要的是政治家，而不是算法。他們需要的是能夠對當代美國面臨的深刻問題做出回應的人物。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