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查沁君
界面新聞編輯 | 宋佳楠
新時代下,家庭教育面臨諸多新情況、新挑戰:人口遷徙和出生率降低嚴重影響教育資源配置;AI技術的興起,對傳統教育產生巨大沖擊和影響……
日前,由新東方舉辦的第十六屆家庭教育論壇探討了上述議題,具體包括數字化、少子化時代對家庭教育的挑戰和啟示,以及家校社協同合作等。
中國家庭教育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楊淑文在開幕致辭中提到,面對時代變化和挑戰,家庭教育更需加快回歸與重構,即要回歸育人初心、回歸家庭本位、回歸生活教育、回歸政府主導。家校社協同育人,營造“不內卷、不焦慮、不躺平”的教育新生態。
在對話環節,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和攜程集團聯合創始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梁建章,就如何從中國人口趨勢看教育發展方向發起探討。
“生孩子是家事也是國事,生育成本成了影響生育率下降的一個因素,其中包括財務成本、機會成本、時間成本等。”梁建章認為,除了國家投入,企業和社會也應該提供各種各樣的支持,幫助家庭減少育兒成本。
國務院辦公廳日前印發《關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若干措施》,將婚嫁、生育、養育、教育一體考慮,加強育幼服務體系建設,強化教育、住房、就業等支持措施。
俞敏洪將培養孩子類比為培養有機農產品——要給它適當的環境,不能隨便施肥,不能拔苗助長,讓它更自然地成長,種出來的才好吃。培養孩子是同樣道理,要使他們保持積極的心態,鼓勵和幫助他們發現、發展自己的愛好和天賦。
而對于“AI是更加支持還是阻礙了教育?其中有什么風險和挑戰?”論壇上,新東方CEO周成剛與劍橋大學教育學院教授、資深教育專家Rupert Wegerif進行了一場“關于未來教育的對話”。
Rupert Wegerif表示,電腦可以讓孩子們知道如何自主探討話題,給孩子提出探索方向,提供反饋。現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實現把AI運用在對話式教育中,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當大家考慮如何在課程中使用人工智能時,必須清楚認識到,使用這種技術只是使當前的教育更有效率,但不能忘記,孩子的創造力是非常重要的。”Rupert Wegerif認為,應把人工智能和對話教育結合起來,讓孩子在課程中思考和理解。
他還指出,現在人們對于AI的風險認知有夸大的成分,很多是受科幻電影的影響。“人們對AI有誤解,以我自己對編程的了解,目前AI沒有自主意識,只是人類能力的一種延伸。人們把一些認知工作外包給AI來做,自身可以更加關注于決策與創新。”
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我的二本學生》作者黃燈也在論壇上發表演講。她曾用五年時間,跟隨她的二本學生回家的路線,前往全國各地展開家訪。
在她看來,這本書呈現了學校教育的有限性,“我特別想知道在一個孩子成長過程中,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到底給他們留下了什么樣的空間?如何幫助年輕人安身立命?讓他們內心安定,覺得活著有意思,愿意結婚,也愿意生孩子。”
在黃燈看來,家庭教育應該給孩子提供一張精神的墊子,在他們撐不下去的時候,有家支撐著他,而不是把墊子抽掉。“雞娃真的沒有用,就像打激素一樣,可能當時有一點點用,但把時間拉長幾年,它的作用基本上是失效的。”
家庭教育一直是國內教育領域重點關注的話題。
1952年,教育部頒發的《幼兒園暫行規程(草案)》提出“家庭教育概念”;2022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正式實施。再到日前,教育部、中央宣傳部等十七部門聯合印發《家校社協同育人“教聯體”工作方案》,推動各地結合實際建立家校社協同育人“教聯體”。
整整70多年的時間里,國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力圖提升家庭教育質量,但效果并不盡如人意。當前中國的家庭教育焦慮已成為常態,家庭教育問題為何如此難解?痛點到底在哪里?
《家庭教育藍皮書(2024):中國家庭養育環境報告》曾對34萬全國各地家長做過調研,數據顯示,受訪家長在家庭教育上存在“知行不一”的情況,即認知符合現代教育理念,但情緒與行為卻無法跟上。
75%受訪家長認同擁抱等肢體語言表達對孩子的愛,65%的家長贊同應讓孩子自己做決定。但在情緒和行為上,80%的家長對孩子的學業表現感到焦慮,60%的家長時刻擔憂孩子出現意外,45%的家長經常過分插手孩子做的事。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曾對界面教育指出,現實中的家庭教育呈現三大狀態:一是更焦慮,隱形變異學科培訓野蠻生長;二是更功利,破除唯分數、唯升學的改革被功利教育觀、成才觀綁架;三是更復雜,家庭教育需求呈現個性化、多元化的特點,但教育供給無法滿足。
目前中國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供給仍比較單一。政府制定的家庭教育政策大多是宏觀指導、缺乏實地可操作性。在政府的帶動影響下,社區及學校雖然積極開辦了各種家庭教育相關活動,如講座、報告、親子活動、實踐課程等內容,但沒有形成一定的規模。
政府和學校之外,頭部教育企業等社會力量也對家庭教育有所布局。
早在2008年,新東方就成立了家庭教育研究與指導中心,好未來也開放了家庭教育相關課程。還有部分企業在職業培訓上尋找商業機會,提出“家庭教育指導師”考證服務,曾一度出現“家庭教育指導師達年薪50萬”的宣傳噱頭。
但家庭教育業務在商業機構的宣傳口徑上大多帶有“公益”性質,其商業化相對有限。
艾瑞咨詢在《2020中國家庭教育行業研究報告》中提到其行業局限性,即家庭教育屬于低頻率、要求高、服務周期長的行業,消費行為不能隨時發生。同時,部分家庭教育企業管理水平落后,對加盟者審核不嚴格,導致服務水平參差不齊。其行業供應鏈涉及品類繁多,小型企業難以為繼,初期投入大,打不起價格戰,難以發展擴大。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曾對界面教育表示,家庭教育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場,還是要政府擔責。《家庭教育促進法》強調“國家責任”和“社會協同”,并不排除一些專業機構采用市場化的方式。但如果機構采取過度營銷、炒作焦慮,最后讓家庭付出更高的成本,這樣也會帶來新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