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王鵬凱 黃月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距離2024年美國大選還有一周時間，兩位候選人正在針對關鍵人群和議題展開最后的爭奪，在墮胎、邊境政策、少數族裔等領域之外，還有一個議題同樣備受矚目，那就是人工智能政策。

事實上，這將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規模普及以來的首次美國大選。在9月10日舉行的大選辯論中，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現任副總統哈里斯向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拋出了這一話題，這是人工智能議題首次出現在美國總統大選辯論——在今年6月舉行的辯論中，拜登和特朗普都沒有提及人工智能，即使它已成為上個選舉周期以來最重要的全球議題之一。

這一議題的緊迫性在當下被屢次強調。人工智能被重塑為一種可能影響就業、收入平等、國家安全和普通公民權利的力量，已經從專業知識轉變成了日常要務。目前在美國，各州以及聯邦安全法均未涉及更高風險的人工智能應用，國會也未能通過全面的立法——自2022年ChatGPT公開亮相以來，國會內部有關人工智能使用和治理的提案呈指數級增長，白宮正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壓力。國際方面同樣如此，美國對人工智能的方針將進一步影響全球社會對人工智能系統性風險的應對。

不少觀察者指出，無論誰在11月的美國大選中勝出，都將面臨人工智能政策制定的關鍵時刻。換言之，此次大選的結果將會直接影響人工智能的未來——“現在，美國選民必須睜開眼睛，決定哪位總統最有能力應對AI時代的問題。”

誰才是“AI沙皇”？

在9月的競選辯論中，哈里斯和特朗普都對進一步發展人工智能技術做出了承諾。哈里斯表示，美國必須投資“美國本土的技術，以使我們贏得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的競賽”，特朗普也描述了對于美國人工智能產業領導地位的構想。將時間向后回撥，我們可以看到兩人在這一領域更長期的觀念和行動。

特朗普是首位簽署人工智能相關行政命令的美國總統。在此前擔任總統的四年里，他先后發布了兩項命令，呼吁在工業和學術界優先發展人工智能，并概述了聯邦政府對人工智能使用的原則，比如透明性和合法性，即如果某個應用的表現與其用途不一致，政府機構應有方式“替代、解除或停用”人工智能。很多人對此提出的批評是，特朗普的計劃缺乏具體細節，尤其是資金方面，因此并沒有更多地轉化為現實。

另一邊，看似離權力較遠的哈里斯，卻很可能是當下美國對人工智能政策最具影響力的人。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一篇文章中，哈里斯被形容為“AI沙皇”（AI czar），她參與了美國有關人工智能的多項事宜，并擁有廣泛的權力來協調并指示各機構、部門執行政策，“這可能是這個政治季最隱秘的秘密。”

ChatGPT及類似的大語言生成模型發布以來，美國迄今唯一一項行政命令是拜登政府于2023年10月發布的，哈里斯作為最高級別的政府官員參與并主導了這項命令的制定。她還將這份文件帶到了在英國舉行的全球人工智能峰會，向世界各國介紹了這項計劃。該命令概述了政府的人工智能使用政策，并對國家人工智能研究資源（NAIRR）的一項測試做出授權，后者是一項支持美國人研究或開發這項技術的概念性項目。哈里斯競選團隊近期做出承諾，會將這一為期兩年的試點項目轉為永久性的國家人工智能基礎設施。

相比于對發展人工智能的愿景，真正影響未來的是二人的分歧之處：如何認識并應對人工智能的風險。盡管他們都承認人工智能存在風險，但背后更具體的態度和應對措施仍待進一步分析與辨別。

特朗普對此的表述較為模糊，他稱人工智能“可能是最危險的東西”，因為它“缺乏真正的解決方案”，并沒有提出進一步的闡述和主張。相比之下，哈里斯更強調人工智能所具有的潛在風險。今年夏天發布的民主黨綱領曾指出人工智能“希望與危險并存的巨大潛力”，為討論針對人工智能風險的保護措施，哈里斯主動與消費者保護團體、勞工和公民權益領袖等受到技術直接影響的人士對話。在她的領導下，美國已在科技、政府、性別等多個領域展開針對人工智能風險的行動。

在一次演講中，哈里斯將人工智能為個體帶來的風險——例如深度偽造（deepfake）和虛假信息——界定為一種“生存問題”。哈里斯在全球人工智能峰會上表示：“當一個老年人因AI算法錯誤而被踢出醫療計劃，當一個女人被虐待她的伴侶用deepfake偽造的照片進行威脅，這對他們來說不是關乎生存的嗎？”

此外，哈里斯的競選團隊承諾不會在競選材料中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圖像或文本。特朗普則正相反，他不僅聲稱哈里斯競選集會上的大量人群是人工智能生成的（事實并非如此），還主動在社交媒體中放大人工智能制作的模因（meme），以傳遞自己的政治主張。比如他一直在反復宣揚海地移民偷吃貓狗的陰謀論，又或是宣稱泰勒·斯威夫特及其粉絲支持特朗普的虛假圖片（泰勒已發文否認，這成為了她支持哈里斯的原因之一）。

實際上，加入競選以來，哈里斯本人已經成為了deepfake偽造視頻和病毒式表情包的重要攻擊目標。她被攻擊為“共產主義獨裁者”，發表錯亂言論，比如“今天是今天，昨天的今天是昨天”，還出現了貶低和惡搞她的競選廣告的合成語音內容，特朗普的重要支持者埃隆·馬斯克則十分樂于在自己所有的社交平臺X上轉發此類帖子。

這也與數字平臺及其背后的觀念有關。《連線》（Wired）的一篇報道指出，今年早些時候，Midjourney、ChatGPT、Gemini等平臺先后禁止用戶使用人工智能創造與總統候選人相關的圖像，而X研發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Grok并未禁止，并成為了主要制作工具，推動大量相關影像在X上進行傳播。

硅谷走向“技術威權主義”

圍繞人工智能風險的不同意見揭示出了其背后更強大的力量：以硅谷為代表的科技公司，以及美國社會對于科技進步的長久爭論。

如前所述，哈里斯對于人工智能風險的約束更為積極主動。去年9月發布的行政命令特別界定了人工智能對于隱私和消費者的潛在風險：AI模型必須安全有效；算法不應該歧視；用戶應該能夠選擇退出；用戶的數據需要受到保護；當用戶在與自動化系統互動時，應該收到相應通知。同時，該命令還通過美國商務部建立了一個報告系統，要求美國公司持續提供高端人工智能系統開發的最新信息。在發布該命令時，哈里斯表示：“在道德、倫理和社會責任的層面上，我們應該確保人工智能的應用和發展不會給公眾造成潛在傷害，且每個人都能享受它帶來的好處。”

在另一場演講中，她談到了對科技公司的約束，“歷史已經證明，在缺乏強有力政府監管的情況下，一些科技公司會選擇優先考慮利潤，而非客戶福祉、社區安全以及民主穩定。”經過談判，哈里斯已獲得15家公司的自愿承諾，以確保人工智能技術得到安全、可靠、透明的發展。

而在特朗普的競選搭檔J.D.萬斯看來，這種約束是自由的對立面、是需要排除的。他認為，人工智能“最大的”風險之一是ChatGPT和Gemini等模型中針對保守主義的“瘋狂的政治偏見”。共和黨綱領也呼應了萬斯的觀點，認為人工智能發展應該“植根于言論自由和人類繁榮”，并聲稱拜登-哈里斯的行政命令是“危險的”，因為它“阻礙了AI創新”，特朗普更是承諾要在勝選后廢除該命令。

曾任拜登政府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代理主任的社會學家阿隆德拉·尼爾森（Alondra Nelson）指出，如果特朗普勝選，大型科技公司的監控、對工作場所安全性的削弱、對權力的積累與鞏固都將不受限制，試圖與此對抗的工作者將得到更少的支持。雖然人工智能對于不同職業的影響一直存在爭議，但不少人認為，在短期內，高收入者將更有可能從人工智能帶來的生產率提高中受益，而這是以工人的犧牲為代價的，將加劇社會不平等。這正是哈里斯陣營試圖強調的，她持續向公眾傳達這一關鍵事實，尤其是工人階級。

這一系列行動背后是競選人與科技精英的密切聯系。作為加州前總檢察長和參議員，哈里斯一直謹慎地平衡著對科技公司的發展與限制，并從中得到了大量經濟支持，超過200名硅谷投資人支持她參選，她的姐夫托尼·韋斯特（Tony West）是Uber的首席法務官，目前正在休假并為她的競選團隊工作。實際上，硅谷一直以來都是民主黨的重要支持者，并為技術至上和社會進步的信念而自豪——過去兩次競選中，特朗普在硅谷的得票率都只有20%左右。

不過，這一狀況在當下正在發生微妙變化，包括馬斯克、PayPal聯合創始人彼得·蒂爾（Peter Thiel）和知名風險投資家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在內的許多科技巨頭都成為了特朗普的忠實支持者。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訪時，曾出版《硅谷密碼：科技創新如何重塑美國》一書的學者瑪格麗特·奧馬拉指出，這些掌握大量金錢、權力和影響力的富人正極度活躍于網絡，并成為了特朗普的公開支持者。

這背后是潛在的權力許諾——盡管科技行業過去總是強調“非政治性”，但他們已悄然成為了美國政治中最強大的游說力量之一。不少媒體指出，如果特朗普勝出，這其中的一小部分人將有可能在政府擔任重要職務，比如馬斯克已被特朗普公開邀請擔任一項政府效率專責小組的領導者，負責整個聯邦政府的財務和績效審計。《沒有思想的世界：科技巨頭對獨立思考的威脅》作者富蘭克林·福爾在一篇評論文章中指出：“他（馬斯克）對特朗普的態度似乎與他對人工智能的看法相似。一方面，人工智能可能最終導致人類的毀滅；另一方面，這是無法避免的，如果由一位才華橫溢的工程師加以利用，那么它將具有輝煌的、甚至是拯救性的潛力。”

這揭開了硅谷之變的核心——硅谷正在卷入一場以意識形態為中心的文化戰爭。《大西洋月刊》的文章指出，硅谷正在走向“技術威權主義”（Techno-authoritarianism）的政治意識形態，標志是馬克·安德森去年10月發表的一篇名為“技術樂觀主義者宣言”的文章。安德森認為，任何形式的技術進步都是好的，沒有任何實際問題——包括由技術引起的問題——是不能通過更多技術來解決的，技術不僅應該始終進步，還應該加速進步。在這個意義上，人工智能當然需要不受約束地發展，因此他痛斥那些以“技術倫理”和“生存風險”為名反對技術的行動。

這也意味著技術精英的權力將不再受限制，他們可以通過不斷建立起的技術系統——比如通信、社交網絡、人工智能——將自己的觀念強加給人們，這些數字世界的規則和文化規范與政治權力一樣強大，其背后的邏輯很可能并不是公眾利益，而是利潤最大化、擴張與壟斷。這種激進主義與特朗普在“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戰略中的許多觀念是相契合的，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在這一觀念下，越來越多科技從業者開始投向特朗普。《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這樣描述他們的轉變：

“他們與民主黨、監管者、穩定性徹底決裂，選擇了他們創業圈里那種自由放任斂財的混亂。他們懷揣遠大理想，并盤算著特朗普將創造一個更有利的環境來實現這些理想。正如安德森在宣言中所寫的——‘我們不是受害者，我們是征服者。’”

參考資料：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how-the-2024-election-will-shape-the-future-of-ai/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8/19/kamala-harris-czar-ai-biden-white-house/

https://www.wired.com/story/bad-kamala-harris-ai-generated-images/

https://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24/10/silicon-valley-venture-capitalists-trump/680225/

https://www.theatlantic.com/books/archive/2024/10/donald-trump-is-elon-musks-trojan-horse/680309/

https://www.nytimes.com/2024/10/18/magazine/trump-donors-silicon-valley.html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4/10/14/silicon-valley-the-new-lobbying-mon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