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股市近期的起伏觸動了許多人的心弦。“股市大起落，新股民稱心情像坐過山車”“男子炒股8年：60萬元剩300多元”等新聞也登上了熱搜。雖然不乏投資獲利者，也有很多把自己的辛苦錢投入股市、基金，財產卻慘遭蒸發的散戶。價值不穩定的金融產品要求付出真金白銀的投資，帶來的卻是不固定的回報。然而，除了最頂級的富人，其他所有人都無法想象徹底滿足于當下所積累起來的資產，因此必須堅持不懈地投資。更何況，理財的門檻很低。我們仿佛被賦予了作為掙錢者、儲戶、所有者和投資者的權利與權力。我們可以自認為正在通過自主投資、審慎儲蓄、承擔個人責任和制定長期規劃對自己的人生負責。然而，真的如此嗎？

今天，工業資本主義已經讓位給金融資本主義，這意味著，全球金融資本在公共和私人資金安排以及經濟增長條件制定方面占據主導地位。風險評估與定價向投資者指明了通往潛在利潤或損失的道路。通過這種定價，金融開始管理、調節經濟、政治與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它的身影深藏于制度的運行方式之中，深藏于用來提供服務的基礎設施之中，也深藏于各個經濟體和大中企業為求生存所必須考量的選擇之中。用學術的話說，金融對經濟和社會的支配就是所謂的“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在發達經濟體中，金融化契合了新自由主義下的其他經濟趨勢，其中主要的就是國家越來越缺乏意愿來分擔風險，穩定收入，以及通過稅收和社會保險提供產品與服務。

《我們從未中產過》一書作者豪道斯·魏斯指出，“一邊是止步不前、靠不住的工作收入，一邊是公共產品與服務的萎縮，兩條線交匯在一起，在勞動者和公民中產生了一種迫切的需求：運用能拿到手的一切資源，來對抗與日俱增的危機和不安全感。”然而，金融化不僅使得勞動力忙于爭奪財產或是依賴于財產的收入，而無暇顧及和反抗共同受到的剝削，甚至還加強著我們自身受到的剝削。

《當我們談論中產階級時我們在談論什么》（節選）

文 | [以]豪道斯·魏斯 譯 | 蔡一能

作為必須以工作為生的人群，我們的工資收入和其他保障越少、越不可靠，我們就越是渴望擁有財產。但除非有幸繼承一筆財產，我們對財產的追逐免不了付出艱辛和犧牲。我們必須比原先更努力、更有效率地工作，可能也要比其他人更努力、更有效率，才能給未來置辦財產的計劃掙到足夠的錢。提前規劃部分收入的用途，包括用于儲蓄、用于獲得文憑、用于房產或養老金計劃，意味著我們不能把所有收入都花在當下想要的東西上。即便我們的確可以通過貸款、分期付款的方式即刻添置一份產業，這些債務也早晚需要償還。最終，我們還是得更努力地工作，存下更多錢。我們有一個詞來形容對財產的追求，那就是“投資”。我們在必需之外投入了更多的時間、精力和資源，目的就是為了今后能有一筆工作之外的潛在收入。我們將種種財產的投資視為一種工具，希望借此保護自己渡過可能發生的收入短缺的難關，以及讓自己和子女未來不必再付出同樣的辛勞。

“中產階級”這一范疇在十九世紀晚期歐洲最發達經濟體中日益流行，與家庭財產形式以及財產獲取方式的激增密不可分。這一時期同時伴隨著社會與政治動蕩，后者危及了資本主義正在上升的力量和支配性。為了安撫不滿的工人、緩和資本積累過程，工業增長產生的部分剩余開始向普羅大眾開放。這些剩余化身為各類資源，使相當數量的工人能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享受到社會流動與物質保障。這種流動性與保障，或是對流動性與保障的承諾，將工人的精力從抗議轉移到了投資上。心懷不滿的工人可以慢慢積累那些他們害怕失去的東西，包括存款、房屋和文憑。他們還可以獲得諸多物質與文化裝備，來彰顯自身的優勢與成就。

積累帶來的好處在于創造出了一群溫順、上進的勞動力，他們忙于爭奪財產或是依賴于財產的收入，而無暇顧及和反抗他們共同受到的剝削。一些理論家注意到了這一趨勢，將中產階級形容為一個在勞動與資本之間左右為難的角色。之所以說左右為難，是因為我們被迫以自身為敵：作為勞動者，無論我們的職業多么受尊敬、收入多高，我們都被剝削來創造剩余；與此同時，無論我們的職業多么卑微、收入多低，當我們擁有或者有希望拼得一筆存款、一座房子、一輛車、一份保險單或者一份文憑時，我們又將得益于和資本積累的動態過程持相同立場，后者可以保全乃至增加我們所有之物的價值。相應的，只要我們的幸福依然取決于對自己努力獲得的資源的持續占有，以及通過這些資源儲藏下來的價值，反抗資本積累就會使我們蒙受損失。

歡迎來到全球金融的世界。借助信用卡、分期付款、房屋按揭貸款、學生貸款和其他長期放款工具，加上對存款、保險和養老金的財務管理，金融機構爭相迎合被培養起來的大眾需求。于是，金融服務和金融工具在家庭經濟學中日趨重要。這也向每一個被金融之網俘獲的人提出了一項必須完成的目標，那就是掌握一定的金融知識，有能力發現投資機會、使用金融工具，同時承擔風險、為自己投資（或者沒有投資）的后果負責。在這份責任里，經常包括主動削減支出以平衡家庭預算，確保個體手上的資本能夠可持續地流入和流出。

為了平抑持續不斷的資本流通，銀行、保險公司和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充當了家庭與全球金融之間的媒介。這種媒介功能的具體形式，是提供和管理按揭貸款、養老金、其他長期存款產品、保險單以及消費信貸。金融機構將這些理財工具統籌的支付與償還款項打包起來，批量定價，再賣給其他市場參與者。這樣，家庭財產所代表的價值又回流到市場上，成為更多投資的信用基礎。由于被卷入了金融市場的潮起潮落，這些財產自身的價值也在起起伏伏。想想所有那些按揭買來的房子經過三十年的還款之后才能最終確定價值，而具體的還款數額反過來又隨利率、幣值而變動；想想你退休后能領到的養老金取決于用你養老金賬戶里的積蓄進行的投資，這些積蓄在數十年間被不斷投向具有潛在波動性的股票和債券；再想想你的文憑，它的價格是以經年累月的償還學生貸款計算的，而它的價值只有在風云變幻的就業市場上才能得到確認。價值不穩定的財產在不同收入水平的群體中都越發普及，這一趨勢解除了“財產會提供過多安全感”或者“財產從經濟中抽走了過多剩余”的危險。這種價值不穩定的財產要求付出真金白銀的投資，帶來的卻是不固定的回報。除了最頂級的富人，其他所有人都無法想象徹底滿足于當下所積累起來的資產。相反，很多人聽到關于所有權的許諾后落入了圈套，最后發現，要想享受所有權帶來的好處，就必須堅持不懈地投資。

從我們的角度來看，金融可以幫助我們購買僅憑工資收入買不起的東西。這聽起來很棒，直到我們意識到家庭債務總是和低收入成對出現。我們越是習慣于通過信用卡、抵押合同和分期付款買東西（當商品過于昂貴時，這必然會發生），雇主需要發給我們的錢也就越少。這是金融化對我們強化剝削的一個方面。此外，金融化還將我們置于不利的投資地位：作為投資者，我們所依靠的是像房屋、養老金這樣相對剛性、單一的資產，而我們所處的投資氣候則是偏向速度和靈活性。還有一個方面是，金融化加劇了產業、企業和服務分支之間的競爭，為了適應這種競爭，他們中有許多會采取財政削減和裁員措施，從雇傭的勞動者身上榨取更多價值。金融化強化剝削的另外一個方面是，它讓剝削變得如此抽象，以至于我們甚至不能怪雇主付的錢太少：一個無人格的市場向勞動者和資本家同時施加了壓力，為眾多不具名的股東提供價值的必要性又正當化了這種壓力。

但我們還得面對壓在頭上的最后一座大山：在金融化的背景下，我們的投資對象之一正是對自身的剝削。銀行和其他金融市場參與者對我們的每一筆支付或債務償還款項進行了捆綁和重新打包，將其作為投資產品賣給公司實體和機構投資者。這些投資者很樂于在當下購買將來才會兌現的收入流，他們希望這筆收入流未來產生的總價值大于當下的售價。這種金融產品的價格是根據逾期無法償還或無法足額償還的風險確定的：風險越高，金融產品的價格就越低。為了對抗這一風險，各種財務投資者會將不相關的金融產品匯總為一個多樣化的投資組合。多樣化投資組合本身也會被定價，影響其價格的因素包括各種可能延緩或終結該投資組合整體收入來源的事件，如政治動蕩、社會起義、債務人普遍無力償還貸款。于是，集合投資產品向政府、企業發出了這樣的信號：他們最好看住自己的國民、雇員和債務人，以免遭遇撤資及損失。

不管對此知不知情，我們一直在以退休金和其他長期存款產品的形式購買這類投資產品。管理這些資金的機構投資者之所以要買這些投資產品，是為了保證退休金能夠按預期兌付，或者是為了使我們的儲蓄計劃及其他資產的價值最大化，當然，還為了他們自己的利潤。我們依靠這些理財工具來攢下買房錢、學費和養老錢，而這些工具同時也被用來不計一切社會代價地維持剩余的積累。當我們認真、審慎地為家人的幸福投資時，我們也在投資一個支配我們的系統，它管理著我們的工作和各種資源，并由此削弱了我們作為勞動者和公民的力量。一些金融化的批評者將這一過程的產物稱為金融化的食人屬性，它將對每個人的剝削推廣到了所有人身上。

正如我們手中金錢的價值無法脫離于資本的流通，我們也無法評估自己在積累過程中扮演的確切角色。面對工作條件的惡化、不安全感的激增，我們很難將這一進程追溯到自己與資本的某幾次不幸的相遇，尤其是當我們的資產也被卷入其中時。相反，我們在日常經驗中印象深刻的卻是理財的低門檻。想想塞滿我們信箱的信用卡申請表，想想到處發來的貸款邀請，想想我們的存款投向的具有抗通脹潛力的理財產品，想想引誘我們即刻到手、分期支付的貴重商品。我們仿佛被賦予了作為掙錢者、儲戶、所有者和投資者的權利與權力。我們當中有投資能力的人，會運用融資工具獲得防御性的或是服務于個人抱負的資產，比如房屋、退休金和大學文憑。我們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承擔著作為借款人、儲戶和家庭成員所要求的長期規劃的重任。完成了所有這些，我們就可以忽略自己作為勞動者和公民的處境，而采取這些資產所代表的態度。我們可以自認為正在通過自主投資、審慎儲蓄、承擔個人責任和制定長期規劃對自己的人生負責。我們可以稱自己為中產階級。

在眾多投資機會中游走使我們在這場追逐游戲中越陷越深。當回報看起來近在眼前，又無法輕易染指時，我們會全力以赴地接近它，即便初次嘗試失敗，也不灰心喪氣，而是越挫越勇。信用貸款改變了我們與財產、投資之間的關系：它將我們夢寐以求的東西放在我們的指尖，同時迫使我們更努力地工作、花更多錢來抓住和擁有它們。當我們已經擁有的東西并未顯示出我們期望中的價值時，我們同樣被激勵著繼續工作、繼續消費。我們在不斷付出，而我們的犧牲換來的卻是資本在我們身后不斷積累。面對這一情形，我們依舊咬緊牙關，執著前行，因為中產階級的自我認知鼓勵我們這么做。

做一個中產階級就意味著做一個好的士兵，而不要把目光放在更大的版圖上。最有可能這么做的是這樣一群勞動者，他們握有獲得一些財產的工具，這些財產在他們身處的社會能夠實實在在地改變他們的生活。一種中產階級意識形態驅使他們投入更多的時間、勞動或資源，其數量超過了當下能夠獲得的回報，但他們關心的是未來。由于這種心態是如此有助于積累，那些工作和地位全仰賴資本主義制度的人們痛惜于他們所說的中產階級的萎縮，想方設法地為那些由于投資的無常和徒勞無功而日漸萎靡的長期投資者重新注入能量。他們還贊頌全球中產階級的崛起，為千千萬萬的人們而歡欣鼓舞。這些人被他們描繪成金融資本主義心甘情愿的投資者，而非金融資本主義向統治地位攀升之路上的不幸犧牲品。

自發的社會流動這幅圖景建立在“投資”觀念的基礎之上：我們當下犧牲的財產終將帶來可靠的回報。正因如此，當我們把一些收入暫時放進存款賬戶或分期購買耐用品，而不是立刻在消費品上花光時，我們是把自己當成審慎而負責任的勞動者、公民和家庭成員，而不是魯莽的投機者。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捕捉到了投資的精神，他寫道，中產階級與一系列感覺相關聯：感覺各種基本的社會制度是為我們的利益而存在，感覺我們只要遵守游戲規則就能預測結果，感覺只要游戲規則不變，我們甚至有能力謀劃孩子的未來。但他的另一條論述沒能命中靶心，那就是認為債務的重擔會讓我們的這些感覺搖擺不定。債本身不是問題所在。問題在于，我們雖然毫無疑問地承受著債的重壓，卻在繼續舉債，來阻止自己跌入深淵，或是更為毅然地向上攀爬。對許多勞動者來說，借錢是他們通向更好未來的唯一機會。即便明顯處于較低社會階層的人們也會將自己視為中產階級，這種傾向證明了中產階級意識形態有著不懼困境或難題的執著；加深這種執著的，往往正是那些出于預防目的或是為了實現個人抱負而欠下的債務。我們之所以注定要掙扎以求生存，不是由于金融工具（比如借貸），而是由于操縱這些工具的資本主義本身。我們繼續遭到剝削，在競爭中無計掙脫，任由那些不受我們掌控、卻決定了我們投資對象的價值的力量所宰割。

隨著金融化在世界范圍內重塑社會，事情開始發生變化。造成家庭資產負債表惡化和投資收益波動的種種風險形成了一道道裂縫，我們可以從中看出，不管我們擁有何種保障、持有何種先入之見，這場游戲本身都是被操縱的。與之宣揚的花言巧語相反，構成我們經濟系統的不是我們自利卻又互惠的選擇與努力，而是促進資本積累的強制要求，要求我們總是給予多于回報。看看今天的我們必須為自己未來的安全與幸福付出什么，再看看這些付出很可能得到的結果，我們會回過頭發現自己一直被耍了。從資本主義初生之日起，我們的努力和投資就在被組織、利用于剩余的積累。唯一的區別是，如今，賞給我們的那點殘羹冷炙變得更稀少、更難以持續。

本文書摘部分節選自 《我們從未中產過》，經出版社授權發布，較原文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