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潘文捷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按照資本主義的宣傳，速度能令你在社會競爭中脫穎而出。加速社會的幸福公式就是在越短的時間內經歷越多的事件，進行越多的消費，生活就更美好——實質就是用更少的時間通過或占有更多的空間。”在《文學與電影十講》一書中，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系教師李思逸這樣寫道。

先是看電影以節約讀原著的時間，看解說以節約看一部完整電影的時間，然后刷更多短視頻，不斷追求更多新信息和新鮮事。這樣的生活能夠令人們感到幸福嗎？

反應快和有思想是兩碼事

《文學與電影十講》是李思逸開設的一門課程。“過去，一個大學的文科班上雖然就幾十個人，但總是會有一兩個愿意花時間去讀書或者喜歡和你聊電影的人。最近這幾年，這樣的學生越來越少了。”李思逸告訴界面文化，香港地區的中學里有一門課是“名著改編電影”，課程設置者認為，專門去看文學名著對中小學生來說太難，希望以電影的方式普及原著，激發學生的閱讀興趣。

雖然課程初衷是希望以電影作為引入，吸引同學們之后再去看文字作品，但香港學生同樣很“卷”，有很多事情要做。從他的經驗來看，大多數人看完電影以后就不去看書了，現在甚至連看電影的學生都很少了，許多學生會僅僅為了完成作業去看10分鐘的電影解說。“但是，你在加速狀態下讀完《戰爭與和平》又有什么意義呢？”李思逸在書中寫到，加速，意味著不去考慮意義這回事，“反應快和有思想是兩碼事。”

學生看電影解說，并不是身邊唯一“加速”的事。他身邊也有一些學電影、做導演的朋友，因為電影行業式微，在香港活不下去，選擇回內地拍網絡短劇。“短視頻是這個時代的形式，”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漢語學院教授毛尖曾說——“三十萬，三萬，微信上看到三百字，就已經是長篇。影像也是，八十集電視劇，八分鐘就可以看完。短視頻之短，其實是時代之短。”

加速也影響著人際關系。速度，是李思逸在前作《鐵路現代性：晚清至民國的時空體驗與文化想象》中思考過的問題。在他看來，火車車廂社會本身就是現代性處境的凝聚。車廂的加速狀態意味著人際交往在其中接近于角色扮演游戲。“艷遇、騙局抑或什么都沒有，這詮釋速度的產物，”因為“只要時間足夠久，沒有什么東西，也沒有什么人能讓你真正感到驚訝”。這并不僅僅是在說火車車廂，也是在談加速狀態下個體與陌生人打交道的模式——由于信息的缺乏和時間的限制，人與人之間只能彼此提防。

對不同的人來說，加速并非均衡。“明明大家都存在于同一個時空之中，為什么有的人是活在當下，可有的人卻像停留在過去？有的人早已超前消費，可有的人卻沒有未來？時間和空間本來不會對任何人有所偏頗，但資本化的時空另當別論。”李思逸談到，全球化、現代性不只制造加速的快感，緩慢與破損同樣是它的產物。在觀看賈樟柯《三峽好人》時，他意識到，都市中心的天價豪宅和城市化過程中的暴力拆遷，其實是一枚硬幣的兩面。發展的不均衡就是速度的不均衡，發展需要犧牲，“凡是能被犧牲的人，終將會被犧牲掉。”

新的刺激不產生新的理解

加速是高懸在人類命運之上的大問題。但對于普通個體來說，刷刷短視頻，追追熱點新聞，又有什么過錯呢？《文學與電影十講》提醒我們警惕“經驗被信息覆蓋”的問題。

李思逸以本雅明《講故事的人》為例著重區分了故事與小說、經驗與信息。故事不在于絕對的新奇或刺激，大多數故事都是古老的，是我們從小就聽過的。當大家圍在篝火旁聽故事時，“講故事的人”像是遠方的來客，以一種“手藝人”的方式在把自己的經驗傳達給聽眾；聽眾聽完故事之后，也能夠以類似的方式把這個故事講給別人聽，并且可能有新的領悟。口耳相傳地講故事，其實是經驗在一個個體與另一個個體之間流動。人總在不經意間回憶起對自己影響很大的故事，因為它已經成為了人生命經驗的一部分。

小說取代故事，是指19世紀小說和報刊讀物日益普遍、占據主導，故事和抒情詩則逐漸沒落。經驗也不再獨一無二，其萎縮凋零的程度與越來越多的刺激恰成反比。人們總是以一種讀小說的眼光看待世界，期待著情節的反轉，甚至總想先發制人地預判對方的預判，這就是“世界的小說化”。

在今天，小說似乎也顯得陳舊、緩慢、跟不上時代了，類似的現象或許應該叫“世界的短視頻化”。為了追求刺激，我們不停刷手機，急于發現所有新鮮事，“刺激你不停刷手機的，不是你能從中得到什么確定的東西，而是無法停止的追求新信息、新鮮事的沖動——至于那些新東西是什么其實根本不重要。”其實，大多數的新鮮事很快就會過去，被我們遺忘，它們占據了我們生活的大部分時間，卻沒能成為人內在的生命經驗。

李思逸認為，文學和電影的魅力歸根結底是一樣的：呈現多元的人類經驗、對世界予以不同的理解，最終和我們的人生發生關聯，幫助我們形成完整的敘事。他認為，新的技術能夠帶來新的刺激，卻不一定能產生新的理解。在今天，包括虛擬現實（VR）在內的各種各樣的技術，給觀眾提供了纖毫畢現的清晰度與身臨其境的體驗。但是，“VR做到極致，也就是給你提供一個新的世界，至于這個世界會發生什么，它好不好玩，玩家的決定有沒有意義等，大都和技術無關。因為賦予世界意義，仍然是文學和電影的敘述功能。”

比如，當下很多“異世界”動漫被戲稱為“廁紙”，因為它們只有設定而沒有故事，美麗的人設、精彩的打斗都無法彌補“沒有意義”這一致命的缺陷。反過來，像《塞爾達：曠野之息》這樣的作品，雖然會被詬病技術比較陳舊——至少在視覺、操作體驗上沒有那么先進，卻能夠賦予玩家的各種選擇以意義，讓玩家在對世界的探索中擁有屬于自己的人生體驗。在分析賈樟柯的電影《世界》時，李思逸也觀察到：科技并沒有幫助人和人之間進行更好的溝通，反而是兩個語言不通的人在古老民歌《烏蘭巴托的夜》中實現了真正的交流。

“‘人不應該拒絕時代’和‘短視頻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這樣的論述我聽過很多，我想它們其實也是對的，特別是在幫助年輕人停止內耗、緩解焦慮這方面。”李思逸認為，過去人們的憂郁是遺憾自己生錯了門第、階級，今天年輕人更多抱怨自己生錯了時代、過得辛苦。如果人能學會和自己的時代和解、不再糾結，至少心理層面會輕松很多。

“但是，如果你能想清楚，做一只忽視時代精神、把頭埋在地下的鴕鳥也挺好。犯不上和時代對抗，也不用自怨自艾；看看過去時代的偉大作品，努力為將來的時代做點鋪墊性的工作，一輩子也就過去了。”不過，思考和閱讀都意味著需要時間去進行，反思其實是某種停止。他原本想把本書的副標題定為“在無限的世界里停留”，文學和電影并不是什么特別了不起的東西，只不過它能夠讓自己這類人“有所停留”。當然，人也可以選擇其他方式在這個世界上有所停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