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劉澤然

大眾汽車集團近期深陷的一系列麻煩并不是孤例，需求不振造成的工廠閑置和勞資矛盾，正在成為歐洲排名前列的汽車巨頭們共同面臨的考驗。

專業人士認為，新冠疫情導致的后遺癥可能造成了永久性后果。數據顯示，相較2019年，歐盟市場汽車銷量仍低于此前水平約300萬輛，這意味著大量規劃產能被擱置。寶馬、奔馳、Stellantis、雷諾和大眾的近三分之一的乘用車工廠在去年沒有得到充分利用，產量不到其設計生產能力的一半。

以Stellantis為例，這家歐洲第二大汽車公司在過去的2023年僅有56%的產能利用率，遠低于疫情之前和同期競爭對手。

專注成本削減的CEO唐唯實希望通過降低生產班次，同時增加工作時長來維持既有訂單交付和成本的平衡。此外，這家公司還希望借由通過工作崗位來威脅意大利當地政府及坐落在其他歐洲國家的政府，從而使其對Stellantis進行補貼。

這直接導致了反抗——5月中旬，Stellantis位于意大利的Cassino工廠發生了罷工，來自該工廠裝配、塑料和電鍍等關鍵部門的員工由工會組織，以“工作量過度”為由向Stellantis施壓，工人對取消了夜班導致的收入降低表示怒不可遏。

Stellantis則表示，這是由于瑪莎拉蒂和阿爾法羅密歐訂單出現大幅下降而必須進行的調整。受制于此，該工廠相較2023年在產能上出現大幅下降，僅有去年同期的60%。而在今年早些時候，該公司也因考慮將原屬意大利的生產轉移至歐盟其他成本更低的國家而遭當地政府批評。

Stellantis的遭遇實際上是整個歐盟近年來的縮影，由于用工短缺和地緣政治導致的能源供應及運輸成本飆升，關停工廠和裁員成為多數歐洲汽車巨頭在進入2024年的普遍考量的事項。

然而這會導致一系列連鎖反應，汽車制造廠的存在并非只是幫助其所在地穩定就業。實際上，它還拉動了一系列周邊產業如上游的零配件供應和下游的銷售，以及為當地提供餐飲供應的餐廳和相關上游配套供應商。

根據彭博經濟研究院的數據，即便不包含冶金、橡膠和配套的餐飲等領域，汽車制造創造了德國經濟總量的4%。另一項研究則表明，在歐盟內部，汽車工業占歐盟國內生產總值的7%以上，同時關聯超過1300萬個工作崗位。

與此同時，勞動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和高技能勞動力短缺已成為2023年后汽車制造業面臨的最大挑戰。根據AMS與ABB機器人聯合的調查，36%的行業專家將這兩個問題視為當前最緊迫的問題。

這種勞動市場的緊張狀態，特別是在高技能領域，正在推高生產成本，使得制造商不得不尋求其他節省成本的方法，以維持其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

在從傳統的內燃機車輛轉向新能源汽車的技術轉型過程中，不僅要求汽車公司提供更新的技術和生產線，還需要其員工具備不同的技能，如自動化、機器人、軟件及人工智能等知識。

這種需求變化正促使汽車制造商重組其勞動力和生產策略，以適應市場的新要求。與此同時，這實際上也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

一方面，汽車公司通過大額支出對工廠進行設備更新，這通常意味著更高的自動化程度和更少但更高專業度的用工需求。另一方面，即便不考慮工會是否允許汽車公司對員工隊伍進行瘦身，更高技能水平的工人顯然也需要更加完善且便利的工作及生活條件。

Cassino工廠的罷工案例已經表明，汽車公司的轉型絕非僅僅通過切換產能和設施投入一蹴而就。Stellantis正在切換產線轉向其新的支持高度電動化的STLA Large平臺，工人則借此機會經由工會表達了改善待遇的訴求。

事實上，從沃爾沃和奔馳等歐洲汽車公司近期宣布調整其電動化策略已經可以看出，除技術和市場因素的考量之外，與工會的關系也成為歐洲汽車公司不得不納為重點考量的要素。

上述兩家公司均在近期調整了他們的電動化目標，重新引入了混合動力車型和新的內燃機車型，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工會關于就業保障的回應。其中奔馳表示，至少能保證工人至少在2029年底之前免于被迫裁員。

這類策略的調整揭示了一個現實問題：在技術轉型的同時保持工作崗位和社會穩定是一項挑戰。汽車公司在勞工市場的壓力和技術革新的驅動之間，需要不斷地調整其戰略以適應這兩者之間可能的沖突。

這種調整可能有助于短期內緩解工會的壓力和保護員工的就業，但它也提出了一個問題，即企業如何在不犧牲未來發展和環保承諾的情況下，應對即時的經濟和社會挑戰。這種矛盾的管理和解決將是企業在未來幾年內必須面對的關鍵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