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王鵬凱 黃月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外地女孩死在出租屋”的新聞日前在網絡上引發關注。在事實性爭議之外，新聞所折射的人物處境同樣牽動起公眾的感受。實際上，類似新聞近幾年并不少見——遠離家鄉，獨居，不上班，拒絕社交，甚至悄無聲息地離去，許多年輕人正在轉向這樣的生活。

在日前出版的《逃走的人》中，非虛構寫作者李穎迪追蹤了這樣一群人——他們前往黑龍江鶴崗、河南鶴壁、海南萬寧、山東乳山等地，花幾萬塊錢買下一間房屋，切斷同過往的聯系，與貓狗為伴，成為了所謂的“隱居者”。在與這些年輕人的相處中，李穎迪試圖尋找答案：他們為什么選擇這種生活？這些選擇如何發生？選擇過后，這些人的生活又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

隱居是一種古老的理想，總有人渴望遠離喧囂的城市，投身自然，擁有一間屬于自己的房子，追尋內心的自由。但另一方面，隱居往往源于當下的生活危機——重復單調的流水線工作、狹窄渺茫的上升通道、不愿面對的原生家庭，又或是孤獨，以及一種更普遍的意義感喪失。換句話說，隱居已不只是一種生活方式，它還是當代人對自身困境的回應。當我們深入這些逃離的故事，會發現這種回應并非消極的逃避，而是在主動找尋出口，試圖在新秩序中獲得生活的意義，盡管結果并不都盡如人意。

01 換一個地方，延續過去的生活

在大眾視野中，這些隱居者常常出現在這樣的文章標題里——“一萬五在鶴崗全款買房，本想躺平卻意外開啟幸福生活”，或是“五萬賣房熱潮過后，鶴崗再次淪為鬼城”，有人離開，有人留下，更多人似乎只關心結果：那個人過得好不好？但真實的生活并沒有唯一的好壞標準，很多事情只有走近才能看到，如書中所寫：“人的行動隨機且深不可測。”

許多隱居者的生活有一個共同點：不愿出門。每隔三四天下樓丟一次垃圾，正式出門的頻率可能是每兩周、每個月，甚至更久。與田園牧歌式的“隱士”傳統不同，這些隱居者并不排斥便利的城鎮生活與現代科技，后者反過來也為隱居提供了條件。如今，發達的外賣和快遞服務滿足了絕大多數生活需求。在隱居者的微信群聊里，還會有所謂的“共享保姆”，提供丟垃圾、做飯、收拾家務的服務。平日，有人只是待在家里靠積蓄生活，也有人做一些線上工作維持收入，比如開外賣炸串店、游戲代練、炒股、運營漫畫賬號。

隨著相處的深入，李穎迪發現，這些隱居者更像是延續著此前的生活。有女生遵循當下流行的審美，在家里裝上全套浴缸、智能馬桶、掃地機器人，以及昂貴的電腦主機，有人在當地尋找桌游店、射擊館、水療中心等娛樂方式，也有人只是待在家里——睡覺，起床，吃速成料理包，照料寵物，看電視劇、打游戲、讀網絡小說，或是報線上的美術班，學素描、水彩、油畫。一位隱居者說：“來鶴崗之前你過著什么生活，到鶴崗后，你大概率還是過著那樣的生活。”

另一方面，這樣的生活在此前日復一日的工作中又是很難想象的，它仍在某種程度上背離了現代社會。一個直觀的線索是時間。人類學者勞拉·貝爾（Laura Bear）曾指出，當下生活中線性的、同質化的時間表完全是由資本主義現代性所塑造的，時間被限縮、抽象為短期資本生成和價值評估的媒介。與此相反，隱居生活里的黑夜和白天沒有分明界線：有時是晚上1點睡，次日早上8點醒，有時凌晨3點睡，次日早上10點起，還有時下午2點睡，晚上10點起。隱居者似乎更享受這種無序的時間，因為這意味著脫離外面那個秩序正常運轉的世界，只需要面對自己一個人。

這無疑傳遞了一種愿景，很多隱居者都有這樣的念頭，逃離意味著要開始新生活——新的城市，新的房子，新的朋友，新的微信，新的身份。有女生在家里的墻上貼著一張便簽，上面寫著“把坑填滿”，后面補充：“（箭頭-自己）”。人們往往都不愿意提及自己的過去，也不談論未來，只聊現在。逃離的背后，是與舊生活分隔的決心。

但新生活并不都如理想中那樣美好。書的尾聲記錄了一位叫王荔的女生，她一個人在鶴崗的出租屋里悄無聲息地離去，李穎迪尋訪了她的家人和朋友，得知她離家多年，很少與家人聯系，她在鶴崗講的故事后來被證實是部分虛構的——比如她的戶籍在山西而非四川、她口中催婚的媽媽早已離去，以及她在失聯前曾找過一位情感咨詢師，但并未完成咨詢。到最后，我們仍然不知道她為什么選擇死亡。書里寫道：“即便都選擇來到鶴崗，人們的生活依舊如此不同。我很難說清其中的某些殘酷性。”

02 被拋棄的工具人走向意義危機

“再干就廢了。不是身體廢了，而是思想。我覺得進入車間后，你只是顆螺絲，機器轉，你也轉，一刻不停。你沒有言語，沒有交流，沒有休息，就是麻木地、無感情地跟著機器走。”

這是鶴壁買房群里一位成員的發言。選擇買房隱居的人里，相當一部分都從事著類似這樣的工作。他們生活在工廠，每天在流水線上加班，或是保安、海員、建筑工、廚師，長時間做著大量簡單而重復的工作，疲勞而恍惚。有的廠房24小時不熄燈，通宵照明，人的時間感也隨之模糊，分不清黑夜與白天，也看不出晴天、雨天和陰天——那是另一種現代性塑造的時間感。

還有一位叫林雯的女生，在前往鶴崗隱居前是一名手機回收公司的客服。在她工作時，屏幕上始終會出現一個10秒的倒計時，她需要在10秒內回復每個問題，一天大約要回復300-400個問題，所有回答都會被質檢員隨機抽查，并與工作績效直接掛鉤。她曾經連拿七個月的最高績效，甚至有時收到的問題少了，她還會覺得不舒服，因為會影響績效。但最后她還是離職了，她覺得沒有價值感，“還是活得渾渾噩噩。”另一位從富士康辭職的買房者這樣說：“以前的人，有希望，有盼頭，但是現在，你知道不管再怎么努力，也沒有好的發展，你難免就不再想奮斗了。”

這構成了對逃離的第一種解釋。過往有許多研究者指出，新自由主義市場力量在塑造社會和企業結構的同時，并沒有考慮到社會和企業是由那些擁有感受、身體和心靈的人類構成的。當一個社會將其成員價值工具化、人被視為可有可無時，剝離感就會隨之產生。這不僅限于傳統認知中的失業或邊緣人群，而是指向所有人，即使是那些被認為“有生產力”或“成功”的人，當他們看到別人被拋棄時，也會意識到自己最終可能也會失去生產力價值，從而被拋棄。從一個安全的制度到生活在一個極其不確定的新制度下，這將以一種深刻的方式影響社會，并極大改變一個國家的氣氛。

這會進一步導致社會層面的意義危機，并對系統中最脆弱的群體產生最強烈的影響，包括年輕人、沒有全職工作的人、沒有結婚的人。書中的一位隱居者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社會上是否只有一種期望，希望我們努力工作？唯有努力工作的人才能被稱作一個有價值的人嗎？”

實際上，本世紀初，后泡沫經濟中長大的日本年輕人就出現了“尼特族”（NEET，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指無升學、無就業或無進修的群體）和“蟄居族”（長時間待在房間或家中，保持蟄居狀態）。這與如今在鶴崗等地隱居的人群顯然存在著某種相似性。

人類學者麥高登（Gordon Mathews）長期研究東亞地區個體的人生意義問題。在日本的案例中，他聚焦于日本文化的ikigai（人生目的）一詞，并將其翻譯為“最讓一個人的人生看起來值得活的東西”。他認為，日本人形塑自己的關鍵動力是去ikigai中尋找，而ikigai的強烈意識與一種感受有關，即自己是被需要和必不可少的。比如那些意識到自己對公司生存不再重要的員工仍然需要說服自己，他們是必不可少的，這樣才能使工作成為他們的ikigai；對于那些尚未建立企業或家庭職責的年輕人來說，ikigai則來自對未來自我以及未來關系網絡的期待。

這份對未來的希望和樂觀正在喪失，在《不穩定的日本》（Precarious Japan）一書中，作者安妮·艾利森（Anne Allison）指出，日本近年來的諸多社會和經濟問題正在導致人們普遍感到“不穩定”，年輕人飽受ikizurasa（可以譯為“活著很難”）之苦，從詞源上看，“活著很難”（ikizurasa）可以被視為“人生目的”（ikigai）的黑暗對立面，這正是社會意義危機的重要來源。

03 自我選擇的孤獨

也有學者提出了另一個解釋角度——這不僅是社會問題，更關乎個體的自我意識與感知。換句話說，也許這種逃離的傾向原本就根植于現代人的心靈中，更像是一種本能。

在《逃走的人》一書中，李穎迪一直在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生活在城市里，一個人真能完全脫離人群嗎？實際上，這些隱居者依然維持著一定程度的社交關系。女生之間會有一個“拼飯群”，每個月相聚吃一次飯，但頻率不會更高。還有人會相約一起打劇本殺，唱卡拉OK。人們互相不知對方的真實姓名，而是用網名彼此稱呼，有時親密，有時疏離。

有人感到孤獨，有人不會。比如王荔，她常常在群里吆喝，約人逛早市、逛公園，但多數時候無人響應，她有時會不解：“我真是搞不懂了，他們怎么能那么久不出門？那么久不和人說話？”有人會在網上雇人陪自己玩游戲，她認為金錢建立的關系在某些時刻是穩固的，也能夠換來話語權。而林雯可能代表了更多人的想法：“和人交往有什么用。喝奶茶會讓我開心，靠墊能讓我靠著舒適，貓能為我做它們所有能做的事情，但人不能。”

德國作家伊麗莎白·馮·塔登的研究證實了這種心態。她在《自我決定的孤獨》一書中指出，后現代社會的個體越來越意識到自己的脆弱性，于是對所有潛在的威脅都更加關注，包括對自己的保護，這對于他人來說也會成為希望保持距離的信號，這種態度造成的結果就是“物質化”——對于孤獨的人而言，來自物品的吸引力要比來自人的強。

在《敏感與自我》一書中，德國哲學家弗拉斯珀勒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她認為，現代晚期人要求有一個不被打擾、不被騷擾、不被威脅的空間。從文明的角度來看，有問題的不是距離，而是其反義詞——擁擠。人與人之間距離的界定被認為是文明化的表現，她引用了康德的論述，“你的自由結束之處，正是我的自由開始之處。”這是現代人的自我理解。

沒有朋友、伴侶、家庭、工作，幾乎切斷了所有社交關系。這些人如何面對未來？書中的隱居者早有打算，有人在網上報名了遺體捐贈，讓自己的身體被送去研究，最后火化，葬入公共墓地。

這在東亞社會尤為常見，其背后仍然有很深的觀念根源，在現實中，這種狀態有時還會進一步引起社會危機。人類學者慈子·小澤-德席爾瓦（Chikako Ozawa-de Silva）曾長期調查日本社會的自殺和孤獨問題，并最終寫成《解剖孤獨》一書。在對日本“自殺網站”的追蹤中，她發現，這些網站訪客和自殺者的年齡大多相當，沒有正式工作，也沒有結婚。在網站的發言中，最重要的主題就是孤獨與人生意義的缺失，比如缺乏屬于自己的位置，感到無人關懷、接納自己。她指出，人們經常有一種內在矛盾，既在獨處時感到強烈的孤獨，又對他人感到不信任，激發恐懼與威脅的感覺，當它成為一種慢性或強烈的孤獨時，感受到被遺棄的威脅和恐懼就可能使人疲憊不堪。

小澤-德席爾瓦對此提出了批評，她認為，盡管孤獨是人類生命的常態，但現代社會無疑正在加劇這一處境，當私人經驗被以一種污名化的方式表達，個體巨大的內心痛苦也就無法被他者合法化，這將會加劇本已嚴重的孤獨感。因此，社會更應該接納這樣的孤獨，建立個體的連接與歸屬感，而這可以從談論它開始：孤獨可以談論，并可以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