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潘文捷

界面新聞編輯 | 姜妍

“社會理論界的原子彈爆炸”，在《人類新史》中文版新書發布會上，浙江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梁永佳對此書這樣評價，稱這本書會導致“很多學科重新思考自己的開始”。

《人類新史》的兩位作者是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和考古學家大衛·溫格羅。大衛·格雷伯于2020年去世，在他去世的三周前，他和大衛·溫格羅共同完成本書。書中指出，人類歷史上曾經有過豐富的、多方向的社會實踐，但是在歷史的演變中，多樣性、多變性、靈活性都在消失，人類逐漸陷入了單一固化的模式和秩序。這本書的寫作耗時十年之久，用大衛·溫格羅的話說，是“一次試驗、一場游戲”，“一個人類學家和一個考古學家嘗試重構有關人類歷史的宏大對話”。二人合作，通過考古學和民族志的細節和人類學理論，一方面審視考古學的研究發現，另一方面考察世界上不同區域、族群的社會文化和組織方式，以“恢復我們祖先全部的人性”。

在發布會上，大衛·溫格羅談到，格雷伯最喜歡的哲學家羅伊巴斯卡爾（Roy Bhaskar）一句話是“清掃人類思想的枯葉”，這句話指的是定期扔掉那些伴隨真正科學進步產生的哲學垃圾。如果任其積累，這些垃圾就會成為我們增進理解的障礙。溫格羅談到，在《人類新史》中，二人就試圖清除那些關于不平等的研究產生的“人類思想的枯葉”。

人類政治體系中存在驚人的多樣性

“大多數關于不平等的大理論和大思考，都始于人類從一個想象中的平等的、天堂般的自然狀態墮入了一個不平等的世界。不平等是由人口增長和技術進步帶來的必然結果，根據人類歷史的標準敘事，即使面對致命的危險，也無法挽回這一事實。”溫格羅談到，在《人類新史》中，最重要的新問題是，不去講述一個關于人類物種是如何從田園牧歌般的平等的自然狀態而墮落到不平等社會的故事，而是去問我們究竟是如何被困在這樣一個如此嚴厲的觀念枷鎖當中，以至于我們甚至再也沒有辦法想象重塑自我的可能性。 在書中，作者展示出了人類史前時代的新畫面——既不同于盧梭式的純真狀態，也不同于霍布斯的自然狀態，而是充滿創造力和能動性的人群在決定自身何去何從。以此畫面為基礎，《人類新史》展現了人類文明的新進程，這一進程不以文字、城市、國家等的出現和發展作為文明的主要標志，不再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作為全人類的未來。

溫格羅說，對美國政治家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的共同批判是他和格雷伯對話的起點。在二人相遇之前，分別寫過對文明沖突論的批判。格雷伯寫過《“西方”從未存在過》，書中談到，民主本是一種各地都存在的歷史悠久的實踐，它是在全球化系統形成過程中結晶化，卻逐漸被統治精英所采用。它在西方經歷了“收編”和“重構”的進程，被理所當然地認為是一種“西方傳統”——吊詭地將民族國家的憲政制度嫁接到古希臘民主之上。事實上，不只是民主不發源于西方，這個收編與重構進程本身甚至也是并非西方所獨有的。大衛·溫格羅也寫過《什么造就了文明》，書中談到，文明不是孤立形成的，而是通過社會之間的文化混合和借鑒而形成的。

溫格羅強調，他們并不是對多樣性進行無限制的贊揚，也不是贊揚相對主義，而是想要建立新的比較框架。在書中，二人談到了三種自由：第一種自由是離開的自由，第二種是不服從的自由，第三種是重新組織社會關系的自由。本書譯者、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張帆說，第三種自由指的是人們可以選擇一群不同的人，用不一樣的生活方式重新組織我們的社會。在世界上，人人都在追求幸福，對于幸福有各種各樣的理解。世俗化的理解是我們要有足夠有錢，足夠強壯，但對于格雷伯和溫格羅來說，即使在很悲慘的情況下，依然知道有人隨時會施以援手，這種才是終極的幸福。第三種自由就是這種幸福實現的前提保障。

文化系統會對相鄰的社會進行有意識的排斥或者逆轉，因此人類政治體系中存在驚人的多樣性，也因此，人們需要對“革命”進行新的理解——人類經驗中的社會變革更像是一種玩耍。張帆說：“我們不光玩農業，我們還玩國家、玩城市，對各種各樣的歷史發展的關鍵結構，以一種玩的精神面貌，重建拆毀再重建拆毀，來充分實現我們對于幸福的想象。”張帆認為，尤其是在當下社會性抑郁的情況下，人們好像失去了玩的能力、失去了玩的可能性，不妨把“玩耍”的概念重新運用到個人生活中去。

中國考古學家需要書寫自己的大歷史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趙汀陽看來，他對這部著作的不滿意之處在于，全書征用了全世界幾十個文明的資源，唯獨提到中國時只有一兩句話。他說其實不論是從人口的規模，從社會和文化的規模，還是從歷史時間的跨度來看，中國都是一個巨大的時空存在，去掉中國，這個世界就少了四分之一。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常懷穎也認為，本書對于中國農業的討論尤其是對南方地區稻作討論的缺失是一種遺憾。他談到，因為用英文撰寫的中國上古時期綜合性考古材料的缺失，導致英語世界描述文明多樣性時往往會忽略遠東地區。常懷穎談到，其實，稻米能夠支撐起的人口數量異常龐大，而且稻米的馴化與近東地區的小麥馴化不一樣——近東地區的小麥基本上是集中在新月沃地這一個地方開始馴化的，然而，水稻的馴化卻出現在許多不同的山間小盆地之中。而且種植水稻的人往往不愿意遷徙——水稻的種植包括了算計和經營，需要計算什么時候插秧，什么時候去收獲，什么時候放水，什么時候把水排干，這一點和旱作農業當中種植小麥、小米的思路完全不同。

常懷穎認為，中國考古學界在近年來已經指出中國上古時期存在很多不同的社會樣態——紅山文化的萬物有靈；黃河中游到下游以農業生產為基礎帶來的軍事權力和政治權力結合的社會狀態；長江下游以良渚文化和石家河為代表的，可能基于一元神信仰的宗教和軍事集團結合的狀態……不同的狀態到了商代時，差異才慢慢消失，“大家都向著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去。這種目標可能是遠東地區基于農業社會的一種基因。”他認為中國的考古學家需要書寫自己的大歷史，以豐富世界文明史的樣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