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林子人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講述外賣騎手生活的電影《逆行人生》于本月9日上映。12日，一張騎手對保安下跪的照片傳遍了杭州騎手群，起因是某外賣平臺男性騎手在送餐過程中不慎將園區欄桿踩歪，被保安攔下后，他因擔心延誤其他訂單而下跪。值得注意的是，保安與騎手之間爆發的“路權”沖突亦在電影中有所展現。外賣騎手可以說是我們生活中最熟悉的陌生人，當他們成為故事主角，現實與虛構的互文感異常強烈。
《逆行人生》很像是《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的影像化版本。2020年9月，《人物》雜志刊發了這篇深度報道，揭示了外賣平臺通過算法給騎手設定種種嚴苛到不近人情的工作規定，引發了全社會對騎手勞動的強烈關注。從2020年至今，“裁員降薪”“35歲門檻”的勞動糾紛頻頻爆出，“脫下長衫”被認為是人生出路……經濟形勢與就業環境的變化讓人們在談起外賣騎手時多了幾分見哭興悲。《逆行人生》顯然抓住了整體社會心態的這種微妙變化，選取了一個最容易挑動大眾情緒的敘事角度：中產失業一朝返貧，中年人求職不易，不得不去送外賣。
電影通過這位“逆行人生”的新晉外賣騎手的視角，引出騎手群像，講述騎手群體的工作與生活。電影對外賣騎手生存現狀的描摹是貼近現實的，然而它依然面臨“偽現實主義”的指責，甚至在電影正式公映之前，社交網絡上就已出現針對該片的批評：“一幫窮人花錢，看富人演自己。”截至目前，《逆行人生》的豆瓣評分為6.8。
很大程度上來說，《逆行人生》的口碑爭議折射出優績主義在當下已陷入困境：越來越多人開始質疑“勤奮努力就能改變命運”的優績主義信條，但對經濟不平等加劇的普遍反對意見并未否定優績主義本身——或者說批評者本身從根本上就擁抱優績主義——這讓《逆行人生》以及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對這部電影的指責都顯得有些虛弱無力。
01 困在優績主義系統里的人
《逆行人生》的男主角高志壘（徐崢 飾），同濟畢業高材生，某科技大廠開發小組的負責人，與父母和妻女同住在上海大平層公寓。妻子（辛芷蕾 飾）全職在家，女兒活潑伶俐。如果不是高志壘因過度加班造成的疲態太過明顯，這是一幅家庭美滿的中產生活畫面。劇情很快急轉直下：就在高志壘焦慮于與另一個開發小組日益激烈的競爭時，他突然被“優化”了。緊接著觀眾得知，因為之前家庭投資的P2P爆雷，高志壘的失業讓還房貸難以為繼。高父突然腦梗住院，也需要一大筆康復費用，而女兒入讀國際學校的費用也刻不容緩。更糟糕的是，即使高志壘有豐富的程序開發經驗，因為已經45歲了，他在求職路上屢屢碰壁。走投無路下，他成為了一名外賣騎手。
借高志壘的新手之眼，電影直觀展現了外賣騎手的組織規則、工作方式和生存境遇。顯然，主創團隊調研過外賣騎手的工作，諸多劇情細節都可在青年學者孫萍關于中國外賣騎手的民族志研究《過渡勞動：平臺經濟下的外賣騎手》中找到印證。
為了獲得騎手工作，高志壘來到一個騎手站點，它是外賣平臺的最前哨。孫萍指出，在過去十年間，外賣平臺的組織化不斷增強，通過與勞務公司的合作，形成“中介-城市-片區-商圈-站點”的多層組織傳導機制。她發現，為了保障服務品質，平臺非常看重每個配送站點的人數，一旦站點人均送單量超過一定額度，便會要求站點立即招募騎手，在冬季缺人的時候，中介公司和站長甚至會給騎手出“介紹費”或“人頭費”，鼓勵“拉人”。在電影中，年輕騎手楊大山（鄔佳楷 飾）注意到高志壘對騎手工作的興趣，主動邀請對方，高志壘也正是在一個冬天開始了他的騎手工作。
高志壘很快了解到外賣騎手的等級體系：青銅、白銀、黃金、鉆石，以及每月跑單量最高的“單王”。在現實的外賣平臺中，類似的等級體系也普遍存在，不同等級騎手擁有不同的“特權”，等級越高，享有的特權就越多。電影中長期占據“單王”地位的大黑（馮兵 飾）是站點里其他騎手羨慕和妒忌的對象，而沖突也不出所料地爆發——其他騎手認為，大黑跑單的速度太快，迫使其他人也必須加速“內卷”。這一沖突的背后，是騎手與平臺算法的雙向互動使然。孫萍指出，平臺通過算法系統監控管理騎手的勞動，而騎手則通過自己的街頭勞動，不斷幫助算法升級，比如讓算法預測出更精確的送餐預計到達時間。
能夠在勞動過程中不斷反向感知算法、與管理系統斗智斗勇的人就能順利地攀爬騎手等級階梯，最終成為“單王”。隨著劇情推進，我們知道了大黑的成功秘訣不僅在于他的騎車水平高超，而且他有一本積累了多年跑單經驗的秘籍，記錄了片區內從商家到客戶的各種捷徑。為了節省跑單時間，外賣騎手往往施展渾身解數，甚至不惜做出闖紅燈、逆行、上環路等違規行為；與此同時，他們還要時時應對系統派來的訂單，以最節約時間的方式規劃出送單的先后順序。孫萍稱之為外賣游戲中的“多線勞動”。在這個過程中，外賣騎手也往往會遇到各種算法系統難以預估或主動制造的挑戰：比如城市的空間治理給他們的流動造成的障礙——高志壘去某高級商場取單，門衛以“你只要穿上這層皮你只能走后面”為由拒絕他由正門進入，不禁讓我們聯想到2020年北京SKP拒絕外賣員入內引發的爭議；消費者導向的意識形態主導著平臺經濟，這常常表現為平臺“偏袒”顧客（無論顧客的要求多么不可理喻），騎手需要“表演服從”，即使在面對言語羞辱時也需要勸服自己保持克制。
孫萍 著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4-7
在片中，高志壘與老摳（王驍 飾）從客戶關系轉變為戰友關系，他也從最初對外賣騎手工作的漠視逐漸轉向共情。這一出“中產變形記”背后的現實基礎，是國內外賣騎手群體的可見性在不斷增加。數據顯示，國內外賣騎手數量實際已突破1000萬人，這一數字在疫情后仍在繼續增加。2023年，外賣騎手以“網約配送員”的稱謂被納入國家職業分類。根據孫萍調研小組在北京地區所做的調查問卷，騎手多來自農村地區，但與早年的農民工群體有所不同的是，加入騎手隊伍的勞動者有“賺快錢”的強烈動機，負債人數占被調查騎手總人數的62.94%。在背負債務的騎手群體中，近半數（48.16%）騎手因買房/買車而負債，有些因養育小孩/贍養老人（37.4%）和創業失敗（36.61%）而負債。
正是為了擺脫負債困境，高志壘脫下心中的“長衫”，鉆研外賣之道，朝月入1.5萬的目標努力。當高志壘終于成為“單王”，在表彰大會上說出“我們大家都是很努力的，我們都足夠努力了，所以我們值得被尊重，我們也值得更好的生活”時，電影來到了劇情高潮，完成了對銀幕前觀眾共同經驗的情感召喚。這個未曾明言的共同經驗就是，無論是中產還是底層，都被困在優績主義系統里。
根據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丹尼爾·馬科維茨（Daniel Markovits）的定義，優績主義是這樣的一種理念：“一個人的社會和經濟優勢不應與其出身有關，而應與其能力、努力和成績掛鉤。要在這三個方面脫穎而出，則需要一個人在持續不斷地競爭中證明自己，一開始是在學校，而后是在職場。”馬科維茨認為，優績主義雖然最初是一個旨在推動社會公平的理念，但如今它造成的實際后果已與其愿景背道而馳：它首先將教育變成了一場為了加入精英階層而進行的殘酷、激烈的競爭；其次它改變了職場，將報酬豐厚的優質工作集中在掌握高級技能的少數勞動者手中，令社會中的其他人失去機遇。
高志壘失業前看似風險極高的人生選擇，很大程度上來說是他嚴格遵循優績主義的結果。當充沛人力資本的回報越來越多，且社會精英的身份需要依靠技能和勞動才能確立，家庭成為了經濟生產——培養下一代人力資本——的基地。正是因為如此，高志壘愿意花大價錢送女兒去讀國際學校，妻子肖妮愿意全職在家照顧女兒的衣食起居。“一位接受過精英教育的女性為了養育孩子而離開職場是被社會接納的，”馬科維茨寫道，“女性看似‘相夫教子’的選擇是在推動孩子的精英繼承，形成家族優勢的代際傳遞，她實際上是在遵從而非放棄精英生產的內在邏輯。”然而高志壘低估了優績主義帶來的風險——具備超高技能的員工負責設計、編程和管理自動化的生產流程，大量的技術創新消除了一大批原本主導生產的中等技能的中產階層的工作，技術創新的速度越快，就有越多的中等技能崗位岌岌可危。這還僅僅只是中產中年失業的其中一個原因。
馬科維茨認為，“優績主義的基本邏輯是強調優勢，而將劣勢視作個人技能或努力程度不夠的缺陷。”因此在優績主義社會中，人人崇尚勤奮，鄙視閑散。“我們都足夠努力了”的情感號召力也正在于此。事實上，在我們這個時代，勤奮努力的職業倫理恐怕變本加厲地加諸社會弱勢群體身上。孫萍在田野調查中發現，“成功學”的話語不僅存在于中產人群之中，也普遍存在于零工勞動人群之中。關于努力和成功的話語頻繁出現在騎手的朋友圈或網絡簽名中。很多騎手認同，要想獲得成功，必須能夠堅持日復一日的勞動。在她看來，成功學話語滲透進騎手群體的心智，不僅是社會氛圍使然，也幫助他們合法化零工勞動的選擇，回應和反擊針對外賣騎手的社會污名。
02 階層之間相互理解、形成共識已成奢望？
《逆行人生》的結尾有雙重理解：平臺發現高志壘寫的“路路通”小程序有商業價值，于和偉飾演的高管同意讓他來公司做程序研發。配合高志壘在表彰大會上的演講（“我們都足夠努力了”）和片尾的致敬語（“謹以此片獻給每一位努力生活的人”），我們很容易將之理解為一個好結局——一個有知識有文化的前大廠程序員，即使是送外賣也能金子發光脫穎而出，只要他足夠努力。
但這個結尾其實也暗示著，平臺收編了外賣騎手的街頭智慧，有了諸多外賣騎手多年積累的經驗以及程序員的編程技術，更加精進的算法能進一步提高效率，而這也將意味著用肉身承載效率指令的外賣騎手將被迫更拼命地與時間賽跑。
雖然《逆行人生》被宣傳為一部現實主義電影，但它規避了“困在系統里”的核心問題：努力難以得到回報的本質原因是什么？根據馬科維茨的觀點，問題的關鍵在于優績主義社會中“勞動力市場的兩級分化”和“偏向技能的技術變革”，即大量新技術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工作方式，使得特殊技能的生產力遠高于中低技能的生產力。在許多部門和產業中，這一趨勢都在朝有利于上層勞動者、不利于中下層勞動者的方向發展。于是，勞動力市場日益被區分為大量的“爛”工作和少量的“好”工作，前者只需少量培訓，操作簡單且報酬低廉；后者則需要精心培養，工作內容復雜且報酬高昂。
所謂“爛”工作，往往具備單調、強控制性和低報酬的特征。孫萍在訪談中發現，外賣騎手會用“我們這樣的人”、“不好好上學”這樣的話來形容自己，“在對工作時間的描述中，他們傳遞了因自己處于社會底層而不得不選擇這樣的工作的自卑和無奈。”馬科維茨指出，
“雇主越來越多地對中等技能員工進行微觀管理，這種管理是如此徹底，以至于他們實際上購買的不是這些員工的勞動產出，而是他們的技能和付出。因此，盡管精英職場推崇獨立性和自主性，但是在非精英的工作場所，勞動者幾乎淪為管理者使用的工具。”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電影刻意給每個最初因過分努力而顯得格格不入甚至有些面目可憎的騎手安排了一個絕對利他的理由：大黑爭做“單王”，是為了幫因為自己轉單而遭遇車禍失去一條腿的年輕人還債；老摳不交社保，遭遇車禍傷到了腿偷偷從醫院跑出來，惋惜沒能從肇事司機那里要到更多錢，是因為家里還有一個等待白血病手術的女兒。一頓大酒，騎手們冰釋前嫌，形成了某種共同體情誼。騎手們的“唯利是圖”被極具道德正當性的理由合理化了，由平臺用工契約靈活化處理造成的騎手群體分裂，以及算法不斷縮短配送時間造成的惡性競爭，也因此被消解。
銀幕外，針對《逆行人生》的“偽現實主義”批評同樣因沒有觸及對優績主義本身的批評而錯失要害。有一種觀點認為，影片想要講述“中產下墜”的故事，但對中產和底層都缺乏具有實感的理解，比如影評人梅雪風認為，“當影片想當然地把這種中產痛苦與真正的底層絕望混為一談時，它從某種程度也就喪失了它所期望的內在能量，反而顯出一種何不食肉糜的輕佻來。”
在優績主義已經成為現代社會基本常識的情況下，人們難以批評努力本身——996的白領和自我驅動不斷延長工作時間的零工勞動者都是努力工作的人——只能用努力的道德正當性去分辨誰的痛苦是痛苦（個人溫飽、重病的家人），誰的痛苦是矯情（上海大平層公寓的房貸、子女的精英教育）。這種批評所忽視的重點在于，使得社會優勢群體和社會弱勢群體陷入各自困境的，其實是同一種結構性力量。如馬科維茨所說，
“優績主義，包含上層勞動者所具備的超高技能和勤勉努力，越來越明顯地無益于任何人。它使曾經占據經濟生活中心的勞工階層和中產階層成了無法滿足經濟需求的人……與此同時，優績主義讓精英階層成為了混合了異化勞動的自身人力資本的食利者，精英階層的子女也被置于殘酷無情的、工具性的精英教育所帶來的痛苦之中。優績主義下的不平等讓整個社會分化為了無用的人和被耗盡的人。”
需要指出的是，“中產”在中國是一個高度爭議性的概念。與馬科維茨在《精英陷阱》中論述的美國社會不同，中國社會未曾形成“全民中產”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心態。從收入水平來看，新興城市中產階層仍屬于中國人口中的少數，這讓中產幾乎成為精英的同義詞。于是，“中產”幾乎成為了一個用來承接各種社會不滿的靶子。
進而出現了另一種觀點——事實上在《逆行人生》正式公映之前，這種觀點就已出現：“一幫窮人花錢，看富人演自己。”近年來“消費苦難”敘事的流行，折射出一種突出的社會情緒，即一部分人認為階層更高的人去講述階層更低的人的故事，就是在掠奪后者的話語權，這是一種不同階層之間“你獲得了什么，我就失去了什么”的零和博弈心態造成的深刻不信任感。我們需要看到，優績主義所帶來的壓力層層疊疊，造成的經濟不平等日益嚴峻，由此滋生了不同階層之間的敵意、誤解、摩擦、沖突，讓人們難以想象一個跨越階層的社會愿景。
2021年，同樣由徐崢主演、故事背景設置在上海的《愛情神話》上映，彼時許多觀眾的批評集中在國產影視劇盛行“中產文化”，造成底層失語的狀況。三年后，徐崢將視線從有房有閑的“梧桐區”土著轉向穿行在上海大街小巷的外賣騎手，又被質疑無法跳出中產焦慮的舒適區，真正共情底層。中產與底層的影視代表性爭論反映了社會情緒的微妙變化，我們不禁要問，階層之間相互理解，形成共識是否已成奢望？
參考資料：
孫萍：《過渡勞動：平臺經濟下的外賣騎手》，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
丹尼爾·馬科維茨：《精英陷阱：美國的優績神話如何助長不平等、瓦解中產和吞噬精英？》，白瑞霞譯，中信出版集團，2024
《底層，一味治療中產心靈空虛的常備藥》，正面連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