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林子人

界面新聞編輯 | 姜妍 黃月

美國知名政治學家、東南亞研究專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于當地時間7月19日去世，享年87歲。這一消息最先由南加州大學比較政治學學者赫拉爾多·L.蒙克（Gerardo L. Munck）在其個人X賬戶上發布。

斯科特本科畢業于威廉姆斯學院，于1967年獲得耶魯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他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任教至1976年，此后又回到耶魯任教。根據耶魯大學對斯科特的介紹，他是耶魯大學政治學和人類學斯特林教授、農業研究計劃主任，和一位“不好不壞的農民”（a mediocre farmer）——自1976年來到耶魯任教，他與妻子就在康涅狄格州達勒姆的一座農場安頓下來，并逐漸擴大農場規模，飼養綿羊和蘇格蘭高地牛。

斯科特的研究涉及政治經濟學、農業社會比較、霸權與抵抗理論、農民政治、革命、東南亞、階級關系理論和無政府主義。他出版過9部專著，包括《支配與抵抗藝術》（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逃避統治的藝術》（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六論自發性》（Two Cheers for Anarchism）等。

《洛杉磯書評》（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如此形容斯科特：“（他）以一種‘混合學者’的身份而聞名：部分是政治學家，部分是人類學家，部分是農業主義者；一個‘天然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個謹慎的無政府主義者。”1950年代末，斯科特尚在耶魯攻讀博士學位時，一位同僚曾警告他，在一座偏遠的馬來西亞村莊進行兩年田野調查的計劃將對他的職業生涯造成毀滅性打擊。但正是那次經歷構成了《弱者的武器》一書的基礎。

1985年，這部探討農民如何以種種微妙方式抵抗國家權力的作品首次出版。它不僅幫助開創了當代抵抗研究（resistance studies），還確立了斯科特作為全球領先政治學家之一的地位。

在2018年接受《洛杉磯書評》采訪時，斯科特表示，《弱者的武器》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他最引以為豪的作品，因為正是通過那兩年的田野調查，他發現了一種被長期忽略的從屬階級抵抗形式：當時馬來西亞并沒有出現任何有革命意義的有組織抵抗，但在農民的日常生活中，抵抗在默默地發生，他們的日常武器有偷懶、裝糊涂、開小差、假裝順從、偷盜、裝傻賣呆、誹謗、縱火、暗中破壞等等。斯科特在采訪中表示，

“我突然意識到，歷史上的大多數抵抗行為并沒有公開宣稱其名，實際上很多抵抗都披著對國王或者沙皇表面忠誠的外衣。在我看來，歷史學家們由于只關注正式的組織和公開的示威，錯過了歷史上大多數的抵抗行為。”

斯科特提醒我們注意，偷懶不僅是無權無勢者的日常武器，也可以是官僚機構推諉責任的手段。他以馬薩諸塞州州政府舉例：多年前，該州決定削減公共福利支出，但苦于難以光明正大地推行這一政策。該州政府采取的策略是通過設置冗長的申請表格、調整福利辦公室的辦公時間等一系列微妙障礙阻止迫切需要公共福利幫助的群體（比如帶著孩子的媽媽）主動申請福利。

斯科特在2018年告訴網絡媒體The Conversation，作為一位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大學生，他深受當時風起云涌的學生運動影響，他的思想軌跡被越南戰爭深刻塑造。完成馬來西亞的田野調查后，他決心將余生獻給農民研究。“從歷史上來說，這是世界上最龐大也最重要的階級。因此，如果發展具有任何意義的話，它應該對農民有意義，如若不然，就讓發展見鬼去吧，”他說，“我了解到，權力集中化的革命運動幾乎總是導致一個比他們試圖取代的政權更具壓迫性的國家。換句話說，當革命成為國家時，它再次成為我的敵人。”

這位多棲學者的畢生研究旨趣可被簡要概括為：國家如何形成、國家如何控制國民、國民又如何抵抗國家權力。在多部作品中，斯科特都對國家干預行為持警惕和批判態度，在他看來，“每一次國家干預和權力擴展都被國家精英視為為了人民利益的善意舉動。即使其理由不是出于憤世嫉俗的動機，它仍然可能導致國家權力的增強，而這是以其國民的犧牲為代價的。”在《國家的視角》一書中，斯科特通過研究多個案例（包括集約商業化林業模式、柯布西耶的巴西利亞城市規劃、蘇維埃的集體化農場）指出，所謂的規劃者對其所要改變的社會或生態知之甚少，而歷史上有許多案例揭示，地方上流行的知識及當地社區在壓迫下的適應和逃避有可能避免最糟糕的災難。

2017年，斯科特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作繭自縛：人類早期國家的深層歷史》（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Agrarian States）出版。在這本書中，斯科特將其在哈佛大學做過的兩個講座進一步拓展，結合考古學家、歷史學家、環境學家、生物學家、人口學家和流行病學家的最新研究，重新審視了食物生產和國家的起源。

斯科特指出，不同于狩獵-采集社會向農業社會轉型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正統敘事，農業社會和國家的建立也讓人類付出了代價：更單調不健康的食譜、更高的流行病風險等等。他認為，所謂的國家就是精英能夠施展強制權力，以征收人口的產出和勞力維系自身的領地。以谷物為主要農作物的地區更容易形成國家，因為谷物方便征稅、儲存和再次分配。斯科特提出，早期國家是“人口機器”（population machine），其設計就是為了方便控制勞動力、如同農民馴化牲畜一般馴化國民。所有的勞動人口都處于某種奴役狀態，他們的勞動支撐起了精英賴以為生的各種奢侈品。一些評論認為，斯科特在本書中對國家的批評過于嚴苛。

斯科特的觀點或許有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他的作品將不斷啟發其他學者，在其他領域深入對人類社會中展現出的種種統治與抵抗模式的理解。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中國歷史學教授、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Szonyi）就曾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訪時表示，他撰寫《被統治的藝術》就是受到了斯科特的《逃避統治的藝術》的影響，“對我來說，斯科特是一個非常有啟發性的思想者。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所有觀點——我總是能找到我不同意的觀點——但每次他出一本新書，都能讓我以新的方式思考我自己的工作，在這一點上我非常感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