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浙江大學區域協調發展研究中心/北京大成企業研究院 房漢廷

討論民營經濟，自然繞不開民營經濟在社會政治、經濟中的角色。

這是個老問題，在計劃經濟時代，民營經濟等同于私人經濟，是要取締甚至消滅的對象；在改革開放之初，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是要大力發展的市場經營主體，是與國有經濟同等重要的群體。上述探索和決定盡管曲折和代價極大，畢竟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十二屆三中全會、十大大，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綱領性文件中都有明確界定和表述。

為什么又說這是一個新問題呢？一個重要表象是近年來輿論場突然出現一股否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關于民營經濟的一系列理論成果和實踐成果的“風暴”，使本來清晰的勞動、資本、土地、技術、數據等生產要素共同創造財富的內在邏輯關系被模糊，使本來對國家發展做出重要貢獻的創業者、創新者、企業家、投資家和財富創造者，被大規模地“污名化”“妖魔化”。

有鑒于此，今天特別需要厘清民營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四種角色，即創業者、創新者、創投者和創富者。

第一種角色：創業者。民營經濟實際是人民經濟，千千萬萬個創業者，為生計或為夢想，拿出自己家庭僅有的儲蓄并東挪西借開始創業。改革開放以來先后有1984年、1992年、1999年、2006年、2014年幾波創業高潮，同時也創造了國家經濟繁榮和部分家庭的富裕。假如沒有如此龐大的創業者群體，中國經濟不可能有今天的韌性，更沒有占比達80%以上的就業容納空間。創業者是典型的勞動者，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絕對主力，是未來企業、未來產業的源頭活水。據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統計，2023年中國的市場主體總量達到了1.7億戶，其中個體工商戶的數量為1.14億戶，占比為2/3以上。可見，“污名化”創業者，無疑是“污名化”自食其力的廣大勞動者階層。

第二種角色：創新者。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一個重要標志就是經濟發動機要從要素驅動轉換到創新驅動。要實現創新驅動發展，不僅僅需要創造大量技術，更需要有敢于冒險的企業家將大量新技術、新方法、新理念、新管理等納入生產過程之中，使這些新東西轉換為新的生產要素，并創造出新企業、新產業乃至新的財富創造模式。市場經濟條件下，創新者的主體就是企業家，他們首先是創新失敗的承擔者，然后才是創新成功的受益者，沒有他們的創新行動，社會經濟就將在舊框架內重復。

經過最近20多年的科技創新努力，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科技最活躍的經濟體之一，2022年全年授權發明專利79.8萬件，每萬人人口高價值發明專利擁有量達到9.4件，有效專利存量421.2萬件。可是，由于擔當創新者角色企業家過度稀缺，我國龐大的技術成果并沒有進入經濟循環和財富創造，技術成果轉化為生產要素的比例長期低于10%。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的創新者不是多了，而是極度稀缺，對從事創新者角色的企業家進行“污名化”，無疑是自斷創新驅動發展和高質量發展之路的民族罪人。

第三種角色：創投者。遍覽世界創新國家發展之路，一個不可忽視的群體是“創業投資者”。創業投資是20世紀40年代發端于美國的一種新型股權投資方式，并于70年代以后廣泛被世界多數國家學習采納。這種投資模式有四個鮮明特點：一是為創業者提供股權資本，與創業者分擔創業風險，分享創業利潤；二是為創新者提供權益資本，使創新活動得以加速發生、發展，造就了大量引領全球的科技公司；三是為國家創造了大量新產業，實現了產業發展的升級曲線接替；四是為駐在國創造了大量稅收和高薪就業崗位。今天國際上的很多領袖級企業，如微軟、蘋果、因特爾、谷歌、Open AI、英偉達，國內的很多領軍企業，如阿里、騰訊、京東、科大訊飛、百度等，都是創投者的投資杰作。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是一個資本匱乏國，懂資本運作，善于利用資本的力量發展國家經濟相對次要，但在經過40多年發展之后的中國，不僅國內形成了1300萬億元的國家資產，且國際資產也接近了10萬億美元的規模。無論是積累在政府手里的資產，還是積累在企業法人乃至家庭個人手里的資產，都需要一大批懂資本和投資的專業機構和專家，通過資產再配置使其為新的財富創造助力、賦能。

創投者是新型資本家，是將政府、企業、個人的閑置資金或低效資金根據契約集中起來配置到創業、創新活動中，在助力創業、創新的同時，也分享到了創業、創新成功的蛋糕，并使這些“低能資本”轉換為“高能資本”。沒有“高科技”，創新則無從談起，沒有“高財技”，再好的科技種子也難以長成參天大樹。因此，這樣的新型資本家，在我國不是多了，而是比企業家還稀缺的資源。

第四種角色：創富者。馬克思早就說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現實社會運行中，沒有經濟的繁榮哪來的人民安居樂業，哪來的國富民強？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是創造越來越多的財富。如果說國有企業是國家的骨干和穩定器，那么民營企業則是國家財富的貢獻主力軍。按照民營經濟集合體（包括國有民營經濟、個體經濟、私營經濟、混合所有民營經濟、民營科技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口徑看，在近十年以來的中國經濟中，財富貢獻早已經超過了國有經濟。民營經濟的貢獻可具體表達為56789，即貢獻了中國經濟50%以上的稅收、中國經濟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中國經濟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中國經濟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

如果我們做個反向抽離，即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消滅掉民營經濟，國家經濟基礎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呢？一是國有經濟失去民營經濟競爭和互補生態，不僅填補不了民營經濟的空缺，且會使自己功能大幅度下降，社會經濟運行又將出現低效、僵化的普遍化；二是國家稅收可能下降超過50%，國內生產總值下降超過50%，中國在世界的經濟總量大約維持在60萬億元左右的規模，中國國際地位將從一個世界性大國衰退為區域性大國；三是民營經濟創造的70%技術成果若失去，中國創新驅動和高質量發展的基礎就會完全動搖；四是民營經濟吸納的80%城鎮就業，國有經濟和外資經濟是無論如何吸納不了的，屆時中國不僅是1.14億個體戶，也包括靠勞動收入謀生的絕大多數家庭都將陷入困境甚至絕境。

綜上，我認為今天討論民營經濟角色，實踐邏輯要遠重于理論邏輯，所有的“教條主義”都要讓位于14億人的生存和發展福祉，都要讓位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厘清了民營經濟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創業者角色、創新者角色、創投者角色和創富者角色，才可能真正悟透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在民營企業家座談會上指出的“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