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陳升龍 蔡星卓
界面新聞編輯 | 劉海川
剛剛經歷了恐襲的俄羅斯人開始了新的一周，但陰霾并未散去。過去幾天，全國各地的機場、醫院、商場、學校、寫字樓紛紛收到炸彈威脅，所幸最后都證實只是虛驚一場。俄羅斯官員們透露，此類信息主要來自國外，目的是散布恐慌。
2024年3月24日星期天是全國哀悼日，人們拿著鮮花到克羅庫斯音樂廳周圍，擺上蠟燭，悼念死去的143名遇害者。莫斯科路上的車流量減少了很多，多數人都待在家中。各大城市的旅游景點、麥當勞、漢堡王、商場基本上都有警察駐守巡邏。機場的安保比之前嚴了一些，出行的人要更早到達。
一家建筑公司的翻譯員程戶周一到公司后發現公司樓下以前常開的大門全部關了，房東帶著租戶更換了門禁卡。程戶說，主要危險場所還是人多容易聚集的地方。
中國參展商張銘在3月19日-21日參加于事發音樂廳所在商貿城舉辦的展會。這幾天，他發現莫斯科主要出城道路和一些中亞國家族裔聚集的地方的地鐵站，至少有三名警察巡邏，他們全部背著沖鋒槍、穿防彈衣。每個進出城路口也都有防爆部隊駐守。
深圳地鐵工程師李基志告訴界面新聞，在人群聚集的公共設施設置安檢、監控，嚴格管控違禁品，其首要目的就是給犯罪份子以心理震懾，屬于反恐前置工作的一部份。這個環節已經排除了大部份的不安全因素。
而俄羅斯悲劇的外溢效應已經產生。今年夏天即將舉辦奧運會的法國已把反恐安全警戒級別提升至最高級；意大利將加強警方監控和安檢，以應對即將到來的復活節周末；將在6月舉辦歐錦賽的德國也開始緊張起來……國家間的反恐協作，迫在眉睫。
俄羅斯為何出現安全漏洞？
從俄羅斯官方媒體公布的多個不同視角的視頻中可以看出，當時四名身著迷彩服的槍手肆無忌憚地在該綜合體入口處打死了保安人員，隨后大搖大擺進入音樂廳，封住大門，進行20多分鐘的無差別掃射。觀眾驚恐逃散后，恐怖分子繼續投擲手榴彈，導致部分屋頂被燒坍塌。在已知的137名遇害者中，很多人因燃燒氣體中毒而死。
隨后恐怖分子乘坐原來駕駛的白色雷諾轎車全身而退，沒有受到專業安保力量的阻攔，直至途中被特警抓獲。在這場俄羅斯20年來最嚴重的恐襲事件中，恐怖分子們非常鎮定，顯得十分專業。其中32歲的塔吉克斯坦籍主犯米爾佐耶夫（Dalerdzhon Mirzoyev）在10多年前就已經被俄執法部門盯上。根據《今日俄羅斯》的調查，他多次違反移民法，2011年被送往臨時拘留中心待遣送出境。
事后，俄羅斯社交媒體上陸續出現不解的聲音：為什么安全部門和情報機構未能識別類似風險和威脅，并最終阻止這場災難。俄羅斯反腐敗基金會主任日丹諾夫（Ivan Zhdanov）對國家的情報系統提出了質疑，“令人震驚的是，安全服務部門的不稱職。”
四川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李昊對界面新聞說，在俄烏沖突持續的背景下，反恐事務在俄羅斯國內安全系統中已不再是工作的重心，無法引起足夠重視，安全環節自然出現漏洞。此外，鑒于俄羅斯的民族社會結構復雜，原本嚴格的槍械管理逐漸松動。
《參考消息》的報道顯示，今年俄羅斯政府將近40%的財政預算投入到俄烏沖突中。相較于2023年，俄羅斯的國防開支預計將增加70%。大部份安全部隊被調配往了烏東部前線，國內各機關，公共設施承受很大壓力。
由于疆域遼闊、民族結構復雜，俄羅斯的邊境和大城市早在蘇聯時期就頻頻遭到恐襲威脅。進入21世紀后，該國就分別發生了杜布羅夫卡劇院、別斯蘭人質劫持等震驚世界的恐襲事件，加上基地組織、ISIS等外部恐襲威脅驟升，俄羅斯對國家反恐組織體系進行改造，建立垂直領導反恐協調體系。
2016年，總統普京下令組建由特警部隊、快速反應部隊、政府體制外的安保人員構成的國民近衛軍，人數最多達到35萬。莫斯科的國民近衛軍數量從俄烏沖突前的四萬多人降低至目前的不足一萬。《華盛頓郵報》在2023年4月14日報道稱，部署在烏克蘭戰場的一支俄特種部隊900?中僅有125?生還。這些特種部隊原本專門從事反恐，曾成功解決了別斯蘭人質危機。
至于地方官員引以為傲的另一張“安全網”，似乎也沒發揮出應有的作用。防務分析師Nick Paton Walsh一語中的：“俄羅斯缺乏保護最脆弱群體的基本資源。”
據可信信息顯示，莫斯科的監控密度在全世界排第七。而這個人口規模為1.44億的國家，其境內約有2100萬個監控攝像頭，這個規模為全世界之最。以NTechLab為代表的高科技公司擁有領先的人臉識別技術，2018年世界杯期間該公司協助安全部門抓獲了180名通緝犯。
此外，俄羅斯似乎并沒有對外部發出的預警采取預防措施。3月7日，美國駐俄羅斯大使館就對美國公民發警告，稱監控到的信息顯示ISIS在阿富汗的分支計劃在未來48小時內對莫斯科的大型集會發動襲擊，包括音樂會。就在美國方面發警告的當天，主犯米爾佐耶夫就在該商場出現過，疑似提前踩點。
今年的俄羅斯總統選投票于3月15日正式開始后，普京在聯邦安全局會議上將美方此前的安全警告稱為挑釁行為，意在恐嚇和破壞俄羅斯的社會穩定。在盛贊聯邦安全局的反恐工作的同時，普京還強調其最重要的任務是配合針對烏克蘭東部的“特別軍事行動”。俄羅斯駐美大使安東諾夫告訴俄新社，“美方并沒有提前告知俄駐美大使館相關情報，兩國間的反恐聯絡已‘被毀’”。
據在圣彼得堡留學的張毅同學所了解，總統大選過后，安全機構并未對大型活動及場地采取安全審查、臨檢和戒備行動。
國際社會如何協作反恐？
李昊指出，跨國恐襲由外部勢力發起，前端的情報監控主要由對外情報系統和國土安全系統承擔。而這同時也要求更多的國際協作。在戰火四起、地緣政治對抗持續的大背景下，全球反恐協作將面臨更大的挑戰。至少在反恐這條路上，各方應該逐漸回歸共識。
專注于研究恐怖主義的美國加州大學政治學教授大衛·拉波波特（David Charles Rapoport）曾指出，反國家（或反政府）恐怖主義傾向于在每40年一次的“大浪潮”中發生，現代恐怖主義經歷了四波浪潮，各由一種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推動：無政府主義者（1880-1920）、反殖民主義者（1920-1960）、新左派（1960-1980）和宗教激進主義（1979年至今）。
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指出，當代恐怖主義會“出乎意料地”針對無辜受害者，因此傳播了恐懼，給政府等第三方施加心理壓力，迫使其改變政策或立場。與此同時，當代恐怖分子會利用多種形式的技術手段和暴力，無差別地以平民、軍事設施和國家官員等為目標。
進入21世紀之后，從“基地組織”到ISIS，恐怖主義全球化趨勢明顯，極端恐怖分子在全球范圍內的招募和流動所構成的威脅程度前所未有。這也給區域協作提出了新的應對要求。例如在2001年美國“9·11”事件之前，上海合作組織就簽署了《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并定期進行反恐演習。
“9·11”之后，許多國際和區域立法致力于打擊和威懾恐怖主義。其途徑主要是通過國家刑事司法程序，調查和起訴涉嫌犯，比如美國的《美國愛國者法案》和英國的《2001年反恐、犯罪和安全法》。除了刑事司法機制，還有預防恐怖主義的手段，包括以更強硬的安全措施為基礎，同時增加軍事開支。
具體到行動層面，當時美國總統布什宣布了一場消除恐怖主義的“全球反恐戰爭”，超過130個國家提供了軍事援助，40個多邊組織宣布支持，另有超過140個國家凍結恐怖主義嫌疑人和組織的資產。值得一提的是，原本與美國處于外交僵局的俄羅斯積極在情報和金融等領域提供支持和幫助，并支持其發動打擊阿富汗塔利班的反恐戰爭。
此次認領俄羅斯恐襲的ISIS-K，其源頭正是滋生于敘利亞內戰的土壤之中。2014年，打擊ISIS的國際組織“全球反ISIS聯盟”成立，87個成員國致力于從各方面打擊ISIS，瓦解其全球網絡。除了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軍事行動，聯盟還致力于打擊ISIS的融資和經濟基礎設施，阻斷外國恐怖主義戰斗人員越境流動，支持從ISIS手中解放的地區實現穩定，恢復基本公共服務，以及反擊該組織的網絡宣傳。
2015年11月聯合國安理會一致通過決議，促請有能力的會員國根據國際法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受ISIS控制的領土上，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特別防止和打擊ISIS恐怖主義行為。一個月后，聯合國通過了一項解決敘利亞內戰問題的計劃《2254號決議》。自此，ISIS主力被瓦解，但殘余勢力流竄至中亞、南亞等地，集結成新的網絡，伺機復出。
值得指出的是，雖然影響西方國家的恐怖襲擊通常會受到主流媒體的大量關注，但截至2017年的一項統計表明，實際上大多數恐怖主義發生在欠發達國家。針對恐怖主義的刑事司法對策和結果可能因國家而異，國際反恐合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李昊看來，國際恐怖主義就像是病毒，每一個主權國家都無法孤立面對國際層面的恐怖主義威脅。他認為，盡管聯合國在全球治理方面有其局限性，就重大危機較難達成共識，但一旦安理會做出決議，就具有了政治與法律效力，各國一般不會公然對抗，在反恐方面，各大國也必須遵守決議的底線。
李昊指出，國際反恐也存在競爭。他打了個比方，恐怖主義就像洪水，總是會流向反恐的“洼地”，如果一個大國的反恐能力與體系建設，明顯弱于其他大國，那么，恐怖主義就會選擇性的流向這里。他總結道，推進國際反恐合作，需要在聯合國反恐合作機制的共識下，輔以各種雙邊、多邊反恐機制建設。此外，各國自身進行反恐能力建設也很重要，理性的對外政策、完備的法律體系、有效的公共政策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消除恐怖主義的土壤，一個完備且良好的社會才是最好的反恐防線。
3月25日在法屬圭亞那訪問時，此前一直與俄羅斯處于不友好狀態的馬克龍意外提議法俄加強合作，共同打擊恐怖主義。4個月后，巴黎奧運會將正式開幕。9年前，“基地組織”在法國首都發起針對《查理周刊》編輯部在內的多起恐怖襲擊，造成約450人死傷。很顯然馬克龍不希望悲劇重演。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除李昊外，其余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