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娛樂資本論 尖椒
“回暖”是2023年內地電影市場的關鍵詞，那香港電影市場的關鍵詞是什么？
英皇電影制作及項目發展總經理邵劍秋給出的答案是“辛苦”，因為“觀眾對于港片的信心降低了。”
去年，內地最高票房的港片是《金手指》，剛過5億，排在票房榜第31位，劉德華主演的《潛行》，票房僅3.6億，經典IP《掃毒3》不到3億，頭部影片都未能收回成本。
甚至有香港電影人告訴娛樂資本論，他不想區分香港電影和內地電影，因為“對有些觀眾來說，港片不再是褒義詞。”
不僅是港片北上受阻，香港本地票房成績也不容樂觀，據香港01新聞報道，2023年圣誕黃金檔香港本地票房較上一年減少40%，跌至近20年新低。相對應地，新年期間，深圳一家影院超三成觀眾是香港人。
如今，香港電影到了觸底反彈的時刻。
3月11日，阿里大文娛在香港宣布港藝振興計劃，預計未來5年投入50億，與香港影視公司合作港劇、港片，培養新導演、新演員，內地與香港電影公司的合作進一步加深。
娛樂資本論也在香港國際影視展期間對話英皇、寰亞、天下一等香港頭部影視公司，發現他們早在兩年前就開始轉向，一方面開發更多除警匪動作片之外的新類型與新題材，結合港片既有的工業化優勢，尋找新增長點，另一方面通過小成本的制作支持香港青年導演打造本地特色題材，通過網絡發行的方式幫助新導演新演員接觸內地觀眾。
未來香港電影的發展仍然需要擁抱內地廣闊的市場，但過往視覺奇觀、獨特題材的紅利消失后，如何在情緒上找到兩地的連接點，實現制作端的“融合”和情感上的“共振”，將是港人“北上”的新難題。
觀眾變了，港片沒變
為什么港片在2023年會如此“辛苦”？
在與各頭部香港電影公司對話時，“觀眾進步了”，是大家普遍提到的困境：疫情期間，院線電影上映受阻，流媒體大肆入侵，三年過去，觀眾觀看模式、喜好都發生明顯變化，電影院觀影人次普遍下降。
與此同時，港片卻改變甚少。
一方面有客觀原因，去年上映的不少港片都是積壓片，同類題材扎堆上映，類型重復，造成觀眾的審美疲勞。光是邱禮濤一人就有《掃毒3》《暗殺風暴》《絕地追擊》《莫斯科行動》四部犯罪動作片電影上映。《別叫我“賭神”》是為慶祝澳門回歸二十周年而拍，原本應該在2019年上映。
但三年過去，觀眾變了，市場對于傳統警匪、賭神題材的熱情不再。
另一方面，這也是早期題材紅利形成的路徑依賴所致。天下一電影執行董事鄧維弼回憶，“早期如果要做合拍片，基本大部分都是做警匪題材，大多數制片方普遍認為內地觀眾只喜歡這個方向。”
無限自在董事長朱瑋杰認為，網絡電影在同類題材上的大量產出也是原因之一，比如警匪題材中“爆破戲、強對抗槍戰等大場面在網大中頻繁出現，觀眾產生審美疲勞”，更加重了這類題材在院線的式微。
在港片類型重復之外，香港電影導演、演員青黃不接的問題也一直懸而未決。
王晶導演告訴娛樂資本論，香港部分年輕影視人受西方思潮影響，融入內地的意愿并不是特別強烈。他也發現，之前香港政府資助的“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的導演，大多都很難拍第二部，“因為這些年輕導演拍的戲，如果不是政府給錢，在商業上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機會。”
目前，“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已經進行到第八屆，據娛樂資本論不完全統計，前七屆獲獎的導演中僅有《年少日記》的導演卓亦謙、《金都》導演黃綺琳等少數青年導演還有機會繼續執導。
政府資助路線不順，以TVB為源頭的市場培養途徑也受阻：“TVB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就像‘奶媽’一樣向整個電影券輸送人才、輸送養分，許鞍華、徐克、杜琪峰、王家衛，哪一個不是從TVB出來？但是TVB因為在香港本地做得不錯，錯失了最早融入內地、大力發展新東西的時刻。”
在王晶看來，TVB在1997年就應該積極融入內地，一直到2015年都是很好的時機。但現在，TVB在內地的影響力不如從前，只能與內地合作做“港劇場”來維持生命力。
與內地的脫節也導致原來以TVB演員培訓班為主要源頭的新演員在內地出現認知斷層，更加劇合拍片“老面孔”主演，新演員“打醬油”的局面。
王晶也認為，部分香港導演與內地的連接還不夠深入，應該常駐內地：“如果都是等立項、批文好了之后飛來內地拍，拍完就走，后期都在香港做的，怎么有時間去了解內地觀眾的成長？”
近些年，王晶更愿意與內地的年輕人合作，“他們更有火，更愿意學，也更努力”，在用香港傳統“傳幫帶”的思路帶新人時，他看中的特質“一是天賦好，二是能熬。”另外，他也很期待新導演中能有像邱禮濤這樣的“快手”，一年能拍兩到三部，讓新導演快速成長。
香港老一代導演“北上”多年，也影響了香港本地導演的成長。鄧維弼就發現，“當北上的香港導演發覺內地的工作人員經驗逐漸成熟，在技術上的配合程度足夠，再加上預算的考量，他們能帶到內地的幕后主創班底也會減少。”
隨之而來的，是新一批導演北上工作的機會越來越少。“這些新導演都是從院校剛剛畢業出來，不是很清楚內地市場的喜好，在香港只能拍攝一些較低預算的電影，亦因為預算緊張，題材上反而有所限制。”
導演、演員以及港片本身，都需要尋找新的機會擁抱內地，做出改變。
北上還是南下？
“港片已死”說了多年，但王晶認為，電影是更為被動的，香港電影如今面臨的困難是一種“自然規律”所致：“我從少年觀眾到入行至今50年，香港電影一直高高低低，不受阻攔，不是香港電影變了，而是社會的改變影響香港電影。”
他曾在采訪中提到，香港電影的衰落，是90年代中國臺灣市場放開了對好萊塢電影的進口限制，導致香港電影票倉消失。
與此同時，香港與內地的合作逐漸興起。早期合拍《少林寺》后，涌現出《新龍門客棧》《黃飛鴻之獅王爭霸》等一系列武俠商業片。
2004年，《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簡稱CPEA）正式生效，其中兩項規定與電影產業相關：內地與香港的合拍片，可視為國產片在內地發行；在香港拍攝的華語影片，經內地主管部門審查通過后，可不受進口配額限制，在內地發行。
之后香港電影人大量“北上”，拍攝了不少創下票房紀錄的合拍片。比如2013年內地票房前十中，《西游·降魔篇》《狄仁杰之神都龍王》《私人訂制》等均為合拍片，背后有香港電影公司參與出品。
但“北上”之時，香港電影人仍要經常面臨兩地團隊合作、制作流程相融的磨合期。
AI作圖 by娛樂資本論
剛開始，內地非常歡迎香港攝制團隊如導演、幕后工作人員和演員。鄧維弼向娛樂資本論回憶，到2010年左右，內地電影市場興起，資本涌入，主導權逐漸向內地傾斜，內地與香港團隊合作的吸引力逐漸下降。
政策方面的改變也凸顯出內地市場興起，已經無需港片的“帶領”。之前合拍片拍攝規定“內地主要演員的比例不得少于影片主要演員總數的三分之一”，因此經常出現香港男演員+內地女演員的主演組合。2019年，相關條例修訂后，合拍影片已經“在主創人員、演員比例、內地元素上不設限制”。
朱瑋杰也記得，以前合拍片還由香港團隊完全主導，整個劇組都講粵語，但在2016年之后，由于內地投資更多，內地市場更重，合拍片劇組中講粵語的人越來越少。徐克、林超賢等香港導演執導的《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動》這類主旋律電影背后大多是內地公司主導，“融合”優勢進一步凸顯。
也有像英皇這樣堅持以香港本地班底為核心，制作純正“港味”的公司。邵劍秋透露，目前英皇制作的電影，除武行和一些內地演員之外，考慮到制作成本、團隊磨合需要的時間和拍攝地點，會優先選擇以香港團隊為主，“我們也比較熟悉一部港片適合什么樣的攝影指導、風格適合哪位美術指導。”
“北上”之外，香港電影公司也在近幾年開啟“南下”策略，開發不同題材，比如鬼怪、BL或帶有血腥暴力元素的電影，以及更多在內地無法在院線上映的小成本影片也可以通過東南亞市場幫助回本。
“在東南亞拍攝有很多政策上的優惠，同時在那里的工作人員的技術不錯，熱誠投入度也很高，拍攝一天臉上還掛著笑，對于導演、制作人的鼓舞也很大。”鄧維弼告訴娛樂資本論，東南亞市場是亟待開發的新場地。
無論“北上”還是“南下”，香港電影始終需要“走出去”，只是在這個過程中，如何保持純正香港特色與當地市場喜好的平衡，才是重點。
新導演，新情感與新港片
港片雖然在2023年迎來“冰點”，但復蘇和振興也在進行當中。
寰亞傳媒集團行政總裁葉采得告訴娛樂資本論，寰亞在兩年前就發現了警匪題材的疲軟，有規劃地開發不同類型題材。今年香港國際影視展，寰亞也是為數不多召開新片發布會的公司。
在片單中，懸疑推理電影《冒名頂替》由李光耀執導，劉偉強監制，《三殺》的導演卓亦謙剛憑借處女作《年少日記》嶄露頭角，《宿敵游戲》導演馮志強曾在內地有2.5億票房的《犯罪現場》。葉采得總結，寰亞選擇并非選擇完全的新人，而是有一定票房保障的青年導演。
另外，作為最早“北上”的香港電影公司之一，寰亞與內地的融合一直很緊密，因此還與張末導演合作《等待黎明》，與執導過《不止不休》的內地新生代導演王晶合作《掃鼠嶺》。
英皇在培養新導演方面也有自己的方法論。
之前，陳茂賢導演的《不日成婚》系列在香港本地上映，在內地網絡發行，通過愛情喜劇題材打開了知名度，女主衛詩雅還提名了金像獎。邵劍秋認為，讓青年導演拍攝自己感興趣且擅長的題材，可以通過一部部小成本港片鍛煉能力，“導演自己會去看網絡平臺上內地觀眾的評價，這種直接的反饋比我們轉達給他更有效”。
陳茂賢的新片《破·地獄》是殯葬題材，黃子華、許冠文主演，主創陣容、投資體量明顯上了一個臺階。雖然不是愛情喜劇，但邵劍秋認為，陳茂賢對普通人情感關系有著準確把握。“他是編劇出身，劇本給我們的時候90%都不用修改，更重要的是首次執導的完成度也很高”。
邵劍秋強調，英皇并不根據票房高低評估導演能力，在英皇內部，對新導演也沒有固定的過會機制，而更多看重“導演怎么用鏡頭講故事，怎么在現場去調演員的表現狀態。創作的東西沒有太多標準答案，對于新導演也沒有那么多考量。”
但重要的是，新導演應該要將市場和商業性擺在第一位，形成良性循環，“我跟每位新導演說，只有你知道市場想要什么，拍的電影口碑好，票房好，之后才會有更多投資人找你。”
當香港新一代導演很難有機會跟隨老導演去往內地時，與內地合作緊密的香港電影公司、制片人，應該在其中充當橋梁作用。天下一就在遵循類似路徑。
“新導演對內地觀眾喜好的題材及審查制度掌握不是太清楚，如果希望進內地市場，從一開始創作上就有可能走錯方向，比如過份血腥暴力或者鬼怪迷信這類題材，我們就會提醒他們有風險。”鄧維弼說。
鄧維弼告訴娛樂資本論，相比大導演加上知名演員的大型合拍片，目前拍攝有香港本地特色，同時又適合引進內地的低成本電影或許是更好的選擇。“一是小成本沒有那么大壓力，二是引進片的流程比以前精簡了很多，如果有內地的發行商找過來，我們可以在檔期和運營方面有更多選擇。”
比如新片《觸電》是電競題材，新人導演執導，籌拍時因為資金有限，很難請到內地熟悉的大咖演員，但又因為題材新穎且年輕化，且內容偏向正能量、勵志方向，有比較普世的情感共鳴。因此天下一也在接觸友好合作公司，希望能引進發行。限于成本，這部片可能不會在全國院線發行，重點應該是在大灣區及網絡平臺上映。
即將在4月12日上映的《白日之下》也是一個典型案例。鄧維弼告訴娛樂資本論，最開始投資這部非常有地域特色的港片時，因為內容與香港本地的政策關聯更多，還沒有計劃在內地發行，“當時只是想反映一些弱勢群體的生活狀況。”
之后《白日之下》在金馬獲得數個提名，打開了知名度。在2023年上海國際電影節參展期間，天下一開始接觸一些內地發行方，發現有合作機會，才開始啟動引進流程。
不僅是《白日之下》，去年《年少日記》成為華語電影香港年度票房第二，現實主義題材在香港也興起熱潮。再往前，《毒舌律師》成為香港首部本土票房過億的華語電影，極具香港特色的愛情喜劇片《飯戲攻心》在內地票房突破1億，這些低成本、題材新穎的類型都是由香港新一代導演拍攝。
如果觀察近些年金像獎的提名和獲獎名單，會發現其中有近一半都是香港青年導演拍攝的“新港片”，他們關注人與人之間新的情感，成為香港電影的新生力量，香港電影人的創造力，“正在從警匪片中減退，在人性當中延伸。”
“現在內地電影能賣到10億以上的都是因為情緒到位，但是純港片很難在情緒上產生裂變。”朱瑋杰告訴娛樂資本論，未來香港電影的方向應該是“融合”：利用好香港專業的工業化班底，用好內地演員和香港演員的搭配。在前期創作中連接兩邊的共同情緒。
近年來，“北上”的導演在拍合拍片時也在有意識地為香港的新演員爭取更多曝光機會。
比如《金手指》拍攝前，除了兩位主角，導演莊文強希望能讓新演員擔任更重的戲份，而不只是“警察旁邊一個跑來跑去的小弟”。他就跑去和劉德華、梁朝偉商量、敲定。新演員有了更多戲份，也有更多發揮空間，“下一次casting的時候也多了一個演員可以用。”
另外，面對演員“排列組合”的問題，英皇新片也力爭選擇新鮮面孔，比如《海關戰線》中的張學友在之前已經多年未曾拍攝電影，《怒火漫延》中的此沙是第一位參演港片的“質子”，也是內地新演員的代表，選擇謝苗出演也是因為“他是一位難得有真功夫的實力演員，我們想找一位可以和謝霆鋒對打的演員，而不是靠后期剪輯。”
融合需要時間，差異亦難抹平，共振更是難尋。導演王晶不再拍喜劇片的一個原因是，“內地的喜劇導演很容易找到與觀眾笑點的共振，但香港導演很難找到。”
但總要互相愿意接納、理解的信心和互相借力的努力。王晶不認為應該區分香港電影與內地電影，“1997年之后，只有華語電影”。從另一面來說，這也是實現“融合”的最終方向。
人們總是懷念香港電影的黃金年代，曾經風靡全球的功夫武俠片，成為華語電影走向世界的關鍵，以“皆為過火，盡是癲狂”的風格聞名的香港電影，即使在“七日鮮”“飛紙仔”這種極端的生產流程中，也誕生了無數讓人懷念的佳作。
或許不是“港片已死”，如今的香港電影依然有著完備的電影制作體系，和眾多專業能力被行業廣泛認可的電影人才。只是在面對社會變遷與市場環境巨變時，香港電影需要的不是失傳已久的“獨孤九劍”，而是一套自己悟出來的“新劍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