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潘文捷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老師的受教育程度不亞于學生家長，甚至更高，只是他們選擇了不同的職業，因此薪酬只有家長的十分之一到七分之一。”《我在上東區做家教》（I Left My Homework in the Hamptons）作者布萊斯·格羅斯伯格（Blythe Grossberg）的全職工作，是在一家精英私立學校擔任學習輔導老師。她經常在招生辦遇到哈佛校友，只是這個時候，“我經常覺得自己不是派對上的賓客，而是一名用人，就像《唐頓莊園》中住在樓下的那些人。”

為了補貼家用，本科畢業于哈佛大學、在羅格斯大學獲得心理學博士學位的布萊斯·格羅斯伯格在紐約輔導了數千名學生。在大西洋彼岸的英國，畢業于劍橋大學卻找不到工作的馬修·諾特（Matthew Knott）也干起了家教這行，眾多雇主看中了他的名校光環，期待馬修幫助他們把孩子送入頂尖名校。

馬修形容自己的工作是“幫有錢人家的孩子做作業”，家長明明知道作業是由家教操刀的，也無所謂，因為在家長眼里，孩子究竟會不會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業能夠拿到到好成績。有個學生缺乏學習動力，父母花了許多時間和精力要求他補課，卻從不過問他沒有動力的根源是什么。家長看似很關心孩子，有時卻又不是那么關心——布萊斯親眼看到有一位父親對孩子吸大麻上癮意外寬容，只要孩子還在通往藤校的路上，這些事情都不重要。

布萊斯和馬修有著光鮮的履歷，但他們的經濟狀況遠不如雇傭他們當家教的家長。他們的雇主是這個世界上擁有最多財富的人，而布萊斯住進了布魯克林一棟搖搖欲墜的木屋的地下室，馬修在倫敦和許多人擠在一間主臥里生活。這些豪門家教與豪門分處兩個世界，每時每刻被提醒著巨大的貧富懸殊，他們也看到，頂級富豪的孩子們同時肩負著特權和重壓。

家教：在富豪與用人之間

“你以為我身無分文、身份地位、相貌平平、個子矮小，我就沒有靈魂了嗎？……我的靈魂和你的靈魂在對話，就像當我們穿過墳墓來到上帝面前時一樣，我們的精神彼此平等！”

一個家庭教師聲稱她與雇主在精神上平等，令幾百年的讀者感動。簡·愛怎樣才配得上擁有大莊園的羅切斯特先生？不是在發表了如此感動人心的演說之后，而是在簡·愛繼承了叔父的遺產，以及羅切斯特先生在雙目失明、在火災中留下殘疾之后。

家庭教師和雇主之間的貧富懸殊，使得布萊斯常常感覺自己“不是派對上的賓客，而是一名用人”。有時她看到，自己的教師同事拿著差不多的薪水卻出手闊綽，后來得知，他們的錢來自于家族的信托基金。哲學家和經濟學家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很早之前就描述過這類人：“財富不斷增長的社會在其發展進程中一般總會增加地主的收入，不管他們的開銷如何、鬧出怎樣的麻煩，他們都能分配到數量更多、比例更大的社會財富。他們不工作、不冒險、不省儉，甚至睡著大覺也能越發富有。”

當然在今天，也有許多超級精英并不是單單靠著祖輩留下的財產度日。《巨富：全球超級新貴的崛起和其他人的沒落》（Plutocrats）一書指出，大多數商界、非營利機構和學術界的領軍人物并沒有繼承大筆財富，也沒有顯赫的背景。但這并不意味著家庭不重要——頂級富豪也不會生來窮困潦倒，良好的早期教育是一大先決條件。“他們不是貴族，而是經濟精英，”金融和管理是最有利可圖的行業，科技行業也產生了大量的技術富豪，許多收益屬于比爾·蓋茨這樣的創新者。

布萊斯讀的是心理學博士學位，她的丈夫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后進入了新聞行業，馬修則懷抱著文學夢想，這些領域與豪門之間存在著漫長的距離。所以，家教和雇主或許教育程度差別不大，財富等級卻差異巨大。

但家教畢竟與一般用人不同，至少他們擁有名校畢業的頭銜——家教的學歷甚至成為了雇主的一種炫耀性消費。馬修意識到，自己的學位在家教圈一直是一塊耀眼的招牌，在國外，他的學歷更是達到了設計師品牌的級別。“我們喜歡英國的一切。”俄羅斯寡頭雇主對馬修說——他們喜歡路虎攬勝、賓利、約克夏梗犬（均為他們的私人財產），如今也包括了劍橋畢業的家庭教師。

家長：強硬而焦慮

在豪門當家教，意味著打開了一扇大門，得以窺見那1%人群的生活。在布萊斯眼中，巨富的孩子擁有無窮無盡的教育資源。她發現，在她教的兩個孩子讀的私立學校，英語老師是暢銷小說作家，法語老師會在課堂上播放沒有字幕的法國荒誕派電影。私立學校提供的教育有時候遠超學生的自身水平。但很多家長擁有堅定的決心和高超的手腕，從幼兒園甚至托兒所階段起，就不斷努力、層層運作，把小孩塞進超過自身能力的學校。這一點在中學階段尤為明顯。

有些學校哪怕明知道富人的小孩跟不上學習進度，也會等著家長在頭幾年交完學費、捐完款、給孩子穿上值得炫耀的校服之后，再把學生掃地出門。但家長也有辦法應對和堅持——他們雇來博士幫八年級學生寫歷史論文，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幫孩子寫英語作文，讓哈佛畢業的布萊斯教孩子閱讀。有時候，這種堅定的決心也表現在拒絕老師給孩子的考卷打B。這類事情一旦發生，家長會沖進學校，向老師大吼大叫，直到孩子獲得重新接受測試的機會。

“在第五大道，休閑就和贅肉一樣罕見，”布萊斯看到，家長不僅給孩子安排了緊鑼密鼓的學習任務，還要求孩子參加活動。很多小孩的生活中只有學習和體育這兩件事。紐約有很多學生練習小眾的體育項目，有些學生靠練習壁球就能進入頂尖高校，畢竟有條件練習的人并不多。孩子們擁有的專屬壁球教練許多來自埃及，還有人專門去埃及學壁球。在“阿拉伯之春”時，大量民眾在開羅解放廣場舉行抗議活動，一名家長抱怨：“革命為埃及小孩提供了不公平的優勢，他們因為學校停課有了更多的時間練習壁球！”

對于頂級富豪來說，他們的孩子從小就必須進入正確的軌道。在英國，這意味著進入圣保羅公學等頂尖學校，在紐約則代表著孩子上私立學校，兩者都意味著家長可以和其他富豪家長進行社交。這種社交活動往往對經商非常有利，畢竟那些家長一般都地位優越、經濟富裕，如果孩子不在這所學校，就意味著會斷絕這類社會關系。在《我是個媽媽，我需要鉑金包》一書中，媽媽們也在攀附比自己階層更高的家長，讓自己的孩子結識來自更加有權有勢的家庭的小孩。

從這樣的中學畢業后，家長也希望孩子能上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等精英大學——布萊斯認識的一位學生因為只能上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而得了抑郁癥。許多豪門家庭好幾代人都是哈佛、耶魯的校友，富裕的家長會擔心子女的社會地位下滑。布萊斯看到，在我們所處的年代，最富有的1%尤其是0.01%的人坐擁前所未有的財富，且資產一直在增長，其他人的財富不是在減少就是在停滯。

這些財富非但沒有能讓富豪們平靜，反而令他們焦慮。身處財富和功名的巔峰，如果無法進一步攀升，就只會跌落，所以他們對孩子的前途充滿擔憂。恐懼驅使著家長前進，在2009年經濟衰退期，一些家長的事業瀕臨崩潰。布萊斯原本以為家教生意會不景氣，誰料卻接到了更多生源。原因是家長們更加焦慮，并想要付出一切努力，給孩子創造優勢。

教育：每一刻都在進行交易

在富豪的家庭，孩子們從小進行刻苦的體育訓練，努力讓自己變得優秀，但在某個時刻，父母和教練也會采取一些不誠實的手段，因為對家長來說比賽結果的意義更重要。家長會直接走進校長辦公室，簽下一筆大額支票，直接把入學名額買下來。一方面，家長為了讓孩子進入精英學校可以不擇手段，另一方面，對孩子本身的關心卻又難說足夠。

在馬修做家教的一個家庭里，學生的父母總是不見人影，他甚至不知道他們是否在國內。布萊斯也遇到過一個家庭，父母不在家，孩子長期獨自住在酒店。這些家長去哪里了呢？馬修意識到，對于一些富豪來說，把照顧孩子外包出去是很正常的，被雇傭的不僅僅是一個個學科的家庭教師，還有陪伴孩子玩耍的玩伴。

布萊斯也有類似的觀察。有一次，學生需要傾訴，學生母親把這項任務交給了布萊斯，因為父母要投身于社交活動，沒時間陪伴，沒時間聆聽，沒時間疏導孩子的情緒。不論是馬修還是布萊斯，都參加過本來應該父母到場的與學校老師的面談。

馬修意識到，對于一些人來說，孩子的學習不過是又一個外包項目，是通過運用資本解決問題的嘗試。如果孩子沒有學好，家教沒有起作用，那就是一次沒有回報的投資。因此家教可以隨時被棄用，一切都取決于考試結果。馬修的學生費利克斯就處于這樣的悲慘輪回里，父母不顧他與家中雇員感情有多深，不合格的人被隨時替換。

布萊斯在書中引用了哥倫比亞大學教師學院榮譽教授蘇妮亞·盧塔爾的研究，說明了富裕家庭孩子的重大壓力：家長對孩子施壓過大，重視成績甚于個人品質；家長與孩子疏離，共處較少，孩子往往要參加更多課后活動；第五大道的孩子常常獨自在家，家長只關心他們的成績。

財富和高壓生活相伴相隨。盧塔爾對富裕家庭小孩的研究表明，最富有的1%家庭的孩子比其他經濟階層的孩子更有可能吸毒和酗酒，且孩子長大后會繼續濫用藥物，家長選擇視而不見，因為他們更關心的是學業成績。

為什么富人家的孩子（至少其中一部分）沒辦法規劃自己的人生軌跡，不可以擁有自己的時間，為什么他們的成長過程被步步緊盯？從理論上說，他們明明可以選擇自己渴望的道路，但是到頭來他們對專業的選擇也處處受限。這是因為，富人在努力和回報之間建立起的關系是交易式的，他們期待更大的努力可以獲得更大的回報。布萊斯看到，學生和家長對上大學的看法也是交易性的——如果孩子進入頂尖高校，就證明家長投入的時間和資源產生了效果。“這些孩子生活中的每一刻都是在進行交易，要么是用來換取賺錢的職業，要么是用來換取能嫁給有錢人的賺錢職業。”

孩子：用優越感填補空虛

紐約精英的孩子身上有著顯而易見的焦慮和抑郁。研究結果證實，富人家孩子抑郁的程度是平民孩子的兩倍。這些孩子“是溫室里的花朵，他們被家長和一眾后勤人員托舉起來，內心卻深知自己能力不足”。布萊斯說，仿佛是害怕自己能力不足，富人家的孩子都有強烈的優越感，只有優越感才能填補心中的空虛。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一個白人男孩進入了紐約一所精英私立學校，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先天優勢，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憑什么優勢入學的。有些學生由此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一個人有錢是因為人品好。一個住在公園大道的學生說：“我們能來到這里是因為我們的父母比別人的父母更聰明、更健壯。”馬修也意識到，財富最容易滋生優越感，而且人們很難證明包括私人專機等一切事物都合理且必要，所以最為合理的解釋當然是——自己確非等閑之輩，所以值得擁有這一切。

這些孩子擁有的事物太多，很早就獲得過太多巔峰體驗。從出生起，他們在自己家的島嶼上度假，認識許多名人大腕，坐著私人飛機滿世界旅行。“還有什么是你沒做過的呢？生活將變得寡淡，你會抑郁，覺得日子沒什么盼頭，喪失對新鮮事物的渴望，變得百無聊賴。”

布萊斯曾圍繞一次公開募股為學生分析了社會階級問題，獲得了很低的評價。孩子們說，他們想要迷你MBA那樣的經濟課，拋開社會經濟地位，抽象地討論金錢。一些白人孩子害怕學習任何關于民權的內容，對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講述奴隸制、強暴和殺嬰的《寵兒》，大多數學生不感興趣。《了不起的蓋茨比》則是富有的1%家庭的孩子普遍喜愛的一本書，因為這本書中的幾乎所有人物都和他們自己一樣，非常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