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王磬
界面新聞編輯 | 崔宇
步入2023年的年末，歐元區的經濟形勢似乎仍不明朗。
一方面，由于戰爭、疫情的影響，歐元區通脹率在過去兩年間持續攀升，但近來連降，已至兩年多來的最低水平。另一方面，工業產值也在持續下降，歐元區工業“堡壘”德國工業生產數據連續五個月環比下滑。有市場聲音因此對歐元區明年的經濟增長形勢感到悲觀，甚至認為，有可能出現技術性衰退。
從短期和長期來看，歐洲經濟也存在著兩難。長期來看，歐元區國家希望實現產業的綠色轉型，但短期的結構調整會造成崗位流失等民生問題。目前來看，歐洲央行與大多數歐元區國家的貨幣、財政政策都將重心放在抑制通脹而非刺激增長上，這將給工業生產帶來較大負面效應。
歐元區會出現衰退嗎？要如何才能在抑制通脹和刺激增長、結構穩定和產業轉型之間找到新的平衡？中歐關系的前景如何？ 歐洲經濟能否避免寒冬？
帶著這些問題，界面新聞近日專訪了歐盟布魯蓋爾經濟研究所（Bruegel）的所長杰羅明·澤特邁爾（Jeromin Zettelmeyer）。 成立于2005年的布魯蓋爾經濟研究所是歐洲最有影響力的經濟類智庫，其現任董事會主席為歐洲央行前任行長特里謝（Jean-Claude-Trichet）。在2017年賓夕法尼亞大學發布的全球智庫排行榜上，布魯蓋爾綜合排名全球第四、經濟類智庫全球第二，僅次于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
澤特邁爾是歐洲知名的經濟學家，長期專注經濟政策的研究。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戰略與政策審查部副主任、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丹尼斯-韋瑟爾斯通高級研究員（2019 年）和高級研究員（2016-19 年）、德國聯邦經濟事務和能源部經濟政策總干事（2014-16 年）、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研究部主任和副首席經濟學家（2008-2014 年）等。他擁有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1995 年）和波恩大學經濟學學位（1990 年）。他發表了大量關于金融危機、主權債務、經濟增長、向市場過渡和歐洲貨幣聯盟等主題的文章。他最近的研究興趣包括歐洲貨幣聯盟的經濟架構、主權債務、債務與氣候，以及經濟民族主義在發達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回歸。
以下是專訪全文，刊發時有編輯。
一問：歐元區經濟會否衰退？
界面新聞：最近幾個月，你認為歐元區經濟目前處于哪個階段？是否正面臨衰退的風險？
澤特邁爾：總體上，歐元區經濟在2023整年的表現比我們的預期較好，盡管德國經濟短暫陷入負增長，這也并不令人意外，我們曾預期更嚴重的經濟減速。考慮到烏克蘭沖突導致的能源價格震蕩和信心受損，關于俄羅斯天然氣，需求和供應兩方面都出現了更多的替代，因此沖擊并沒有那么嚴重。
與此同時，我們正在經歷的是貨幣政策對通貨膨脹的反應，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新冠疫情引起的供應中斷和能源供應沖擊的結果。貨幣政策的反應已經導致了經濟減速，可能會演變為衰退。目前尚不清晰，但考慮到貨幣政策的正常傳導時滯，短期之內這會是歐洲面臨的主要問題，在接下來一兩年里，這可能會拖累經濟并可能引發一場衰退。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長期因素對增長構成拖累，對于歐洲而言，最重要的因素是結構性偏高的能源價格和人口增長放緩。
二問：歐元區如何提振經濟？
界面新聞：你提到了不同的貨幣政策可能對明年的經濟前景產生不同影響。根據你的研究，你認為歐元區接下來需要采取什么樣的貨幣政策來提振經濟呢？
澤特邁爾：我認為此時貨幣政策應該放松。我無法告訴你到什么程度，但利率應該下降，對一些已經發生的收緊，需要予以逆轉。歐元區的通貨膨脹目前仍然高于目標，但可能會很快降至目標以下。美國的通貨膨脹目前仍略高，但他們實際上宣布了一項重大的寬松措施，歐央行可能希望參考美國的例子，但二者情況不同。在通貨膨脹發展方面，歐元區實際上落后于美國，歐央行可能不想走得像美國那樣遠，但我對歐央行具體應該做什么沒有強烈的看法。再次強調，這不是我的研究重點。
三問：歐洲經濟的綠色轉型挑戰在哪里？
界面新聞：第28屆聯合國氣候峰會剛剛在迪拜結束，本屆會議達成了歷史性協議，各國代表一致呼吁轉型脫離化石燃料。你覺得這一協議是否會對歐洲的政策制定產生重大影響？
澤特邁爾：我認為此事不會在歐洲的政策制定上產生很大影響。它在本質上加強了全球淘汰化石燃料的共識，而淘汰化石燃料尤其是煤炭是歐洲早已達成的共識。而且盡管協議朝著脫離化石燃料的方向走了一步，但在煤炭方面仍然沒有強烈的措辭，最終協議的主要措辭是轉型脫離化石燃料（transition away from fossil fuel），實質上是一種妥協的表述。
對于歐洲來說，有兩個主要問題，在這次大會之后這兩個問題并沒有發生太大變化。
一個大問題是，歐洲綠色新政（European Green Deal）設下了相當雄心勃勃的目標，而考慮到政治反對黨，尤其是右翼，要兌現這些轉型目標并不容易。人們擔心這將帶來經濟成本，這可能會成為選舉中引起分歧的問題。明年的歐洲議會選舉尤其值得擔憂，因為反對歐洲進行過快脫碳的政治力量可能會在選舉后更強勢。我們寫了一些文章，探討歐洲層面上可以采取什么措施來加強氣候行動治理以實現這些目標。
歐盟需要考慮的另一個問題——也許本次氣候大會某種程度上加強了這一點——是歐盟如何在財政上進一步支持新興和發展中國家的脫碳進程，尤其是擺脫煤炭。這幾年，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多國合作的框架，也就是通過國際合作伙伴組織（ International Partners Group，IPG）與發展中國家結成公正能源轉型伙伴關系（Just Energy Transition Partnership, JETP）。我認為歐盟需要更加認真地對待這些計劃，并且擴大對其財政支持（編者注：歐盟是IPG創始成員之一。目前IPG已經與南非、印度尼西亞、越南和塞內加爾建立了公正能源轉型伙伴關系，IPG 的總融資承諾已達 93 億美元）。
四問：如何在減碳、競爭力和經濟安全性三點之間做好平衡？
界面新聞：如何在減碳、競爭力和經濟安全性三點之間做好平衡，對于世界各國都是一大挑戰。在一篇評論文章中你指出，做好這種平衡對歐洲而言額外緊迫。你如何看待它們之間的關系？
澤特邁爾：在歐盟的印象中，我們在某些進口方面過于依賴中國，而經濟安全性意味著需要進行多元化，即從更廣泛的國家進口，或者重新本土生產——也就是增強在國內生產我們依賴的商品的能力。這意味著歐盟要么自己生產同樣的商品，要么從中國以外的地方進口相同的商品，但很可能比現在進口的商品價格更高，這將使綠色轉型更加昂貴。因此我們需要在經濟安全性和快速減碳之間進行權衡。
如果我們面臨著（制造業）回流歐洲的大趨勢，我們也要在經濟安全性和競爭力之間進行權衡。歐洲的競爭優勢之一就是能夠以相對較低的成本進口中間品。我認為目前還不存在這種情況，但歐洲有些人認為（制造業回流會導致）我們將失去這一優勢。歐洲是一個結構性昂貴的地方，因為歐洲的社會安全網和能源都成本高昂。因此，歐洲的競爭力真正需要的是在銷售端和進口端都實現國際一體化。歐洲需要廉價的原材料和中間品，將其投入生產鏈，并用它們生產更高附加值的產品。一定程度上，如果地緣政治導致歐洲的供應鏈斷裂，例如來自中國的原材料，這將削弱歐洲的競爭力。
總之，經濟安全性和競爭力之間存在權衡，經濟安全性和綠色轉型之間也存在權衡，而這些因素并不指向同一個方向。例如，通過綠色轉型，可再生能源的生產會減少對化石燃料——特別是天然氣和石油——進口的依賴。這有利于經濟安全性，因為這使我們在未來出現能源供應鏈中斷的情況下更加安全，達到更高程度的能源獨立，也有利于競爭力。但是在實現綠色轉型的過程中，我們會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進口材料，而其輸入可能來自可能會受到干擾的供應鏈。
五問：中國在歐洲經濟的角色是否可以替代？
界面新聞：說到貿易伙伴多元化，你認為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貿易伙伴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中國在歐洲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嗎？
澤特邁爾：就原材料而言，一個明顯的選擇是南美洲。至于處理能力，所要求的不是當地擁有原材料，而是建設工業能力；歐洲可以自己處理，或者也可以選擇其他地方。問題在于，頂層不能決定改變貿易伙伴，因為這些決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私人公司做出的。（頂層）能做的是盡力消除與潛在貿易伙伴之間的貿易障礙，或者通過補貼吸引（本地企業）以加強國內的建設能力。這些是主要的政策工具。
歐盟還可以實施歧視性的貿易工具，比如在補貼項目中提出本地成分要求，或者像美國那樣加收關稅。歐盟迄今為止一直不愿采取這一步的原因是，歐盟認為，無論出于什么原因，違反規則都不利于多邊貿易體制的規則和可信度。我之前說過，歐洲非常依賴開放貿易，中國也是如此，因此，我認為在最小化供應鏈調整的次生損害方面，雙方存在共同利益。我認為（歐盟）可以考慮的一件事情是將中國納入某種理解，哪些措施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不可接受的，從而降低雙方進行報復的風險。到目前為止，我認為歐盟希望的是一種限制范圍內的去風險化，在與中國的巨額貿易量中，有針對性地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這種策略存在一些風險。其一是，歐洲可能會在推動制造業回流本土方面走得太遠。其二是，歐盟目前尚未這樣做，但在未來或許會采取與WTO規則相悖的歧視性手段。還有一個風險是，即使歐盟采取了符合WTO規則的措施，中國也可能進行報復。例如，歐委會9月宣布將對中國生產的電動汽車展開反補貼調查，該調查在WTO規則下完全合法，我們還不確定會發現什么。即使是一種有節制的降風險策略，如果引發貿易戰和更廣泛的報復，那么貿易關系可能會迅速解體。因此，我認為如果歐盟和中國能夠進行溝通，以確保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可能是個明智的選擇。
六問：中歐峰會影響幾何？
界面新聞：上述貿易關系問題在中國和歐洲之間長期存在。最近，多位歐洲領導人來華參加中歐峰會。你是否在這次訪問中看到了新的變化？
澤特邁爾：是的，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溝通。中國需要了解近年來歐盟內部——特別是布魯塞爾——（對華）情緒轉變有多大。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歐盟并不在意美國對中國的擔憂，但現在不再如此，歐盟與美國有著非常大的共同關切，對中國的擔憂日益增長，與此同時，對自己成為中國強制行為受害者的潛在損害越來越敏感。新冠疫情展示了貿易一體化令歐洲變得多么脆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又令歐洲被迫大幅減少了來自俄羅斯的天然氣供應。因此，歐洲人普遍感到，這兩個事件敲響了警鐘，最好為下一次可能來自中國的貿易沖擊做好準備，這是一個相對較新的現象。因此，我認為與中國“生意照舊”（business as usual）不再是歐盟的選擇，歐盟內部對于涉華“去風險”（de-risking）存在非常廣泛的共識。我不確定中國現在是否理解了這一點。
我認為歐盟將嘗試在保持與中國當前大部分貿易的同時降低風險，它不會什么都不做，簡單地允許當前的狀態持續下去。因此問題是，雙方能否以協作的方式實現這一點，給對方一些余地——從而僅在一部分領域減少貿易，免得雙方舍棄大部分貿易利益或者導致一場廣泛的貿易戰。比如我剛剛提到了電動汽車調查的問題，有人擔憂它可能導致類似情況。
所以我認為，中歐峰會的重要性主要是在領導人之間建立更好的溝通，確保對方了解基本關切，以及應該尊重哪些底線，從而實現新的成果。這不是為了說服中國同意歐盟在某個特定問題上是正確的，但要確保中國了解歐盟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方式以及發生了什么變化。
七問：烏克蘭開啟入盟談判，對歐元區經濟來說意味著什么？
界面新聞：最近，歐盟宣布同意對烏克蘭開啟入盟談判。從經濟的角度來看，這對于歐元區意味著什么？
澤特邁爾：長遠來看，這會帶來非常積極的影響。烏克蘭是一個在技術和農業等領域相當充滿活力的經濟體，歐盟將獲得大量人口和生產能力。特別是和過去相比，如今的貿易局勢更有可能受到擾動，此時在歐盟內部擁有烏克蘭這樣一個經濟體是非常重要的優勢。
但也有兩大潛在風險。一是由于收入差距如此之大，基于歐盟目前的農業補貼政策和預算規則，歐盟可能會在長期過渡期內向烏克蘭進行相當大的重新分配，這可能會削弱歐盟的凝聚力，因為某些現有的歐盟成員國可能不愿意在較長的過渡期內為烏克蘭支付賬單。而且烏克蘭的農業規模較大，這意味著當前的歐盟預算結構將出現大規模的轉移。
另一個最令人擔憂的方面在于，烏克蘭目前對歐盟非常支持，是一個建設性的伙伴。但由于烏克蘭的民主體制相對年輕，可能由于再次出現的治理問題而變得不再有吸引力——就像匈牙利一樣。這一點可能會在歐盟決策過程中造成阻礙。通常來說，在烏克蘭加入歐盟的同時，歐盟也會進行機構改革，以解決這一問題。這不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礙，我強烈支持烏克蘭加入歐盟。但這些問題也很復雜。
八問：在經濟領域，你最關注的三個國家是什么？
澤特邁爾：只選三個的話很難選，我最關注的是美國、中國、法國和德國。如果可以把歐盟算進去，我會說歐盟、美國和中國。
九問：現階段你最關注的經濟現象是什么？
澤特邁爾：最重要的可能是地緣政治和經濟安全關切對貿易和產業政策的影響。其次可能是綠色轉型對宏觀經濟、社會問題和內部凝聚力的影響。
十問：在經濟領域，你是否看到了一些積極的趨勢？
澤特邁爾：首先，中國、歐洲和美國一致認同了應對氣候行動的緊迫性。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達成了一致意見，盡管仍然不夠快，但三方至少有一種共同的判斷。當然，我擔心如果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美國將再次退出（聯合國巴黎氣候協議）。但即便他當選，美國要再次退出也比上一次要困難得多。所以這是主要的積極趨勢。
另一個積極的趨勢是，歐洲在政治上和經濟上表現得比許多人預期的更加團結和有韌性，在烏克蘭戰爭和能源沖擊之后，盡管我們有內部分裂，但面對外部逆境，它們往往會被克服，這一點令人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