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王磬 周蘇蕾（實習生-整理）

界面新聞編輯 | 鄭萃穎

12月13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八次締約方大會（COP28）在阿聯酋首都迪拜落下帷幕，比預期的閉幕晚了半天。經過激烈的討論與協商，大會終于通過了一項歷史性的協議，首次將“逐步擺脫化石燃料”寫入文件。

接近200個締約方達成的這項協議，被稱為“阿聯酋共識”。協議呼吁各國，“以公正、有序、公平的方式，在能源系統轉型中擺脫化石燃料，在這關鍵的10年加快行動，以便在2050年實現與科學相符的凈零排放”。這是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舉辦近30年來，各國首次一致同意，要逐步淘汰化石燃料。

此外，大會還在增加可再生能源、加快碳捕捉和碳儲存技術研發、推進“損失與損害”基金等方面達成了重要的共識。

該如何理解“阿聯酋共識”的意義？它通過之后，氣候行動仍然面臨哪些挑戰？中國又在全球對抗氣候變化的浪潮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阿聯酋氣候大會落幕的當天，界面新聞專訪了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主任馬軍。

過去兩周里，馬軍在迪拜幾乎全程參與了氣候大會，他作為專家參與了多場國際討論，并參與聯合發布了兩項與中國有關的報告。他坦言，本次會議達成的“阿聯酋共識”具有里程碑意義，而中國也在氣候行動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馬軍是環保領域的“老兵”。上世紀90年代的媒體從業經歷讓他開始關注中國的污染問題，2006年他創立了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致力于推動環境信息公開和污染防治。2014年，他設計推出污染監測APP“蔚藍地圖”，讓公眾可以隨時隨地舉報污染，并與監管部門聯通。因在環保領域的杰出貢獻，他曾多次獲得國內外表彰，如“綠色中國年度人物”、“斯科爾社會企業家獎”、有亞洲諾貝爾獎之稱的“麥格塞塞獎”，等等。2006 年，馬軍還與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一起入選了當年《時代周刊》“全球最具影響力的100人”。

以下是訪談全文，刊發時有編輯：

界面新聞：您在今年氣候大會期間的主要活動有哪些？

馬軍： 在去參加氣候大會之前，我們IPE就與中國環科院，地球之友一起發布了一份報告，叫做《應對氣候變化的中國務實行動》。氣候大會期間，IPE還和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何繼江老師以及吳昌華老師團隊合作，發布了聯合制作的光伏地圖，把全球5萬多個光伏電站把它標注在地圖上，使得人們可以細致地跟進光伏產業的發展態勢，然后通過調研，識別其中的優秀案例，放到地圖上展示。

在大會期間，我也參加了多場會議討論。除了IPE，我還在全球氣候治理委員會任職。他們有兩場主要的活動，第一場是和做可再生能源的專家去研討，關于可再生能源特別是光伏產業如何在全球加速推廣，如何與可持續發展目標相結合；第二場是探討全球的氣候治理架構應該如何完善。

另外我還參加了兩場和光伏企業相關的會。其中有一場是隆基組織的關于光伏產業的邊會，提到了供應鏈管理的問題，特別是數字化的核算，目標的設定，能夠賦能于中小企業為主的供應商去實際展開可持續行動。

界面新聞：您對今年氣候大會的總體印象是什么？

馬軍：這次是我疫情之后第一次回到線下參加氣候大會。這次大會感覺非常有收獲。對于全球來講，大會關注度更高了，更務實了，同時中國的相關行動得到了更多的關注。整個大會參會的人數創下了記錄，官方說是10萬人。中國去年參會人數只有不到100人，今年中國角能夠注冊的就有1300人。來自中國的參會人員除了代表還有觀察員，所以今年中國參會人數比過去任何一年都要多。中國角非常熱鬧，不同于往年的宣講，今年大家用更多的實際行動去交流分享。

界面新聞：本次氣候大會上達成的《阿聯酋共識》為何重要？

馬軍：協議的達成堪稱是一個新的里程碑，因為這是第一次明確要從化石能源的角度去轉型，這是非常艱難的。

化石能源在工業革命以來，長期支撐人類的生產生活，把人類文明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另一方面，在氣候變化中，化石能源是一個核心問題。比如中國的二氧化碳的排放中，90%都與化石能源的生產和消耗有關。但是全球有190 多個國家，這些國家處于完全不同的發展階段，比如對于化石能源的依賴程度也不同。一些國家的財政收入高度依賴化石的生產和銷售，還有一些小島國因為海平面的上升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邊緣。最終的文本協商一致是很艱難的。

另外，這次大會另一項焦點是，它是《巴黎協定》之后的首次盤點。它可以告訴我們，在《巴黎協定》之后，人們的氣候行動取得了怎樣的進展，還有多大差距，應該采取什么樣的行動。在盤點中可以看到確實有進展，人們對應對氣候危機凝聚了共識，有150多個國家都做出了碳中和的承諾。這些承諾如果能夠落實，將會使得升溫控制在2.4到 2.7攝氏度之間（指在本世紀內平均氣溫相比工業化前的水平）；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動，升溫將高達4攝氏度。

但超過2攝氏度的升溫依然是非常大的問題，因為《巴黎協定》是要將升溫控制在遠低于2攝氏度，力爭在1.5攝氏度之下，而目前距離目標相差很多。要解決問題，就必須要觸及化石能源。所以這次大會包括歐盟、一些小島國及很多環保組織的要求都是逐步淘汰化石能源，至少要逐步減少化石能源。但也有一些國家堅決反對，因為他們有自己的利益。還有些國家的居民都還沒有足夠的電力供應，所以他們堅決反對。最終達成協議，使得整個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又向前邁進了一步，所以也被《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執行秘書西蒙?斯蒂爾（Simon Stiell）稱為，這是“化石燃料時代終結的開始”（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the fossil fuel era）

界面新聞：其實許多年以來，聯合國氣候大會上一直都有終結化石燃料的呼聲。但過程往往非常艱難。在你看來，《阿聯酋共識》為何能達成？

馬軍：這中間也經歷了幾個過程。COP28主席（蘇爾坦·賈比爾）是阿聯酋最大油氣公司的負責人，大會開始之前就有爭議。隨后阿聯酋作為主辦國做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姿態，在開幕的第一天宣布帶頭捐款1億美元到“損失和損害基金”（編者注：該基金旨在為最易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國家提供財政援助），之后又宣布捐款300億美元成立新的氣候基金，緩解了各方的質疑，所以整個會議是在相對良好的氛圍之下進行。

但是會議進行到第二周的時候又傳出消息，COP28主席曾表示，沒有科學依據表明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就能實現將全球升溫限制在1.5攝氏度的溫控目標。在前面公布的文稿（聯合國氣候機構12月8日公布的協議草案）里面，文本里還曾經有“phase out（逐步淘汰）”表述，在大會臨近尾聲時，更新的一稿（12月11日公布的協議草案）又沒有了，因此引起了很多反對，但最后又以另外的一種形式加入進去，用了 “"Transitioning away from fossil fuels"（向停止使用化石燃料過渡）” 這樣一個講法。當然依然有很多人不滿意，因為“過渡”沒有設定具體的年份，目標也不清晰。

那些反對寫入“化石能源逐步淘汰”說法的締約國有一些出于自身利益的企圖。在這中間，中國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促進各方相互包容。

COP28大會開始之前，中國和美國在加州陽光之鄉達成了共識。《陽光之鄉聲明》里已經提到，逐步減少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這些化石能源，支持二十國集團到2030年將可再生能源增至三倍，能源效率增至兩倍，對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減少排放作出承諾，這些共識對這次大會能夠達成的全球共識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礎。因為中美兩國的碳排放加起來占全球的40%以上，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COP28達成的全球共識基本上是沿著中美之間達成的共識向前推進的。

我認為中美合作所發揮的作用中，最大亮點是可再生能源轉型，尤其是中國的可再生能源發展速度讓很多人意外，這也增強了各國實現能源轉型的信心。在今年6月，中國非化石能源風、光、水電三項已經超過了煤電的裝機量，這是歷史性的第一次超越，預計可再生能源目標2025年就可以實現。中國的光伏發電裝機容量去年年底是接近4億千瓦，今年前三個季度是1.2億千瓦，增速大幅提升。中國的裝機增長預計會提高兩倍。

同時中國又通過產業政策的引導、市場的競爭激發創新，企業家精神和技術創新使得中國在可再生能源的生產和研發方面發揮了引領作用。全球80%的光伏組件都在中國生產，60%的動力電池，50%的風能風電設備也是由中國供應，這使得新能源組件的生產成本大幅度降低，風能下降了約80%，太陽能降低了約90%，為全球的可再生能源轉型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這次大會有近120個國家簽署了承諾，到2030年要將可再生能源產能提高兩倍，能源效率提高一倍。雖然中國沒簽，但是之前中美之間就已經達成一致。同時在最后的大會文本（協議草案）里面，共識也寫進去了。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與化石能源的轉型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要化石能源轉型，肯定要有新的能源的去替代它，即可再生能源。如果大家對可再生能源有信心、有承諾、有行動的話，實現化石能源轉型就會變得更加可行。

界面新聞：關于化石能源的替代方案，目前討論比較多的還有核能。但核能位置特殊。據您觀察，大會上是否有對于核能相關的討論？

馬軍：有不少對于核能的討論，有達成共識的部分。關于核能，歐洲不同國家有非常不一樣的認知，比如德國堅決反對，法國則特別擁抱核能。這次大會上有22個國家承諾到2050年將全球核能增加兩倍，數量沒有很多。

核能有一些特殊的優勢，它就像煤電一樣，像一個調節劑，自身非常穩定。不像多數的可再生能源，需要大量的儲能配合，或多種不同的電網去配合，才能穩定地供電。在一些國家也需要用化石能源去輔助新能源。

界面新聞：本次大會的主賓國阿聯酋，本身也是一個油氣大國。您如何看待阿聯酋作為主賓國的角色？

馬軍 ：我們作為環保組織，阿聯酋的立場肯定跟環保組織有很大不同的。中國有一句古語，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真的要推動能源轉型，就必須直面龐大的化石能源利益群體，包括一些油氣國家，油氣和煤炭企業。這一次阿聯酋愿意主辦，相當于是直面問題了。

這次雖然提出，要從化石能源轉型，但也加了很多條件，比如要實現的是公正的、有序的轉型，這中間隱含著利益相關的問題，這是現實存在的，不能回避。

另一方面，油氣大國必須聽世界的聲音，要認識到化石能源是沒有未來的，人類能源的未來是屬于可再生能源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也要做出充分的準備，而不是一再地拖延轉型。希望大家都比較坦率地去面對問題。

界面新聞：您長期關注大氣污染治理。這次到阿聯酋參會，您對迪拜的空氣質量感受如何？

馬軍：迪拜的空氣質量不行。阿聯酋不能算是發展中國家，但是面臨著空氣污染的問題。在我們的蔚藍地圖上顯示，當地是大氣污染物顆粒超標的狀態，不宜戶外運動。作為一個旅游圣地，空氣質量亟待改進。

我這次在COP28其中的一場會議也是關于如何協同治理大氣污染，應對氣候變化和能源轉型。這對于很多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全球南方的國家都有重要意義。實際上從對健康的直接影響來講，空氣污染對健康的影響是在所有污染中最大、最直接的，因為涉及的人群是最多的，影響的預期壽命是最多的。而它又跟溫室氣體的排放同根同源。

界面新聞：治理大氣污染和應對氣候變化，這兩者之間是否也有張力？可以怎么協同？

馬軍：中國之前就有大氣污染治理的行動計劃，一直到藍天保衛戰，已經有十年的治理時間了。這十年也形成了一些應對氣候變化的效益，煤炭的快速增長受到了控制，所以這些年形成了相當大的減排量。但是總體來說，中國應對大氣污染，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末段治理的手段，比如安裝脫硫、脫硝的除塵設備。

末端治理到了十年的時間，基本上它的效率、效應、效益已經達到了一個極限。因為有些行業已經達到了全球最嚴格的超低排放，再進一步上設備再提升的難度就很大了。下一步就必須要將兩者協同起來，必須要去觸動的是能源結構、產業結構、交通運輸結構，包括居民的生活方式。而我們的雙碳行動也需要注意這些，所以這兩者是完全需要協同的。

以鋼鐵為例，鋼鐵是中國工業領域除了火箭之外的最大排放源，現在主要是以鐵礦石高爐煉鐵，是一個較長的生產流程；如果改為電爐去煉，那就叫短流程。從長流程改成短流程，本地的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都會下降一半，而且是在不安裝設施的情況下，這就體現了協同效應。如果用電爐，并且用回收的廢鋼去煉，那碳排放又可以下降一大塊，循環經濟可以實現降碳減污的協同。

再比如新能源汽車，這些電動汽車一方面大幅降低了交通源的污染排放，另一方面它有潛在的二氧化碳減排。碳排放有一個清晰的減排路徑，因為它是用電，如果把電源變得更清潔（例如電池制造過程），那它就可以直接減少碳排放。

很多發展中國家很需要這些經驗，南南合作是一個新的方向。比如中國強大的光伏生產或者研發能力，如果在非洲、南亞、東南亞這些地區推廣，會帶來非常顯著的效果。

對發達國家來說，先發生了空氣污染，再發生氣候變化，在發展中國家還沒有意識到氣候問題的時候，他們就已經經歷過空氣污染，所以他們已經采取了治理的措施。后來它們把高污染的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在中國，兩者是同步發生的。產業鏈沒法轉出去、也不想轉出去。那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把兩者協同起來去解決，而這些經驗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講非常實用。

界面新聞：提到中國的角色，今年氣候大會上的中國項目有哪些亮點？

馬軍：中國的丁副總理（丁薛祥），解特使（解振華），劉部長（中國外交部原副部長劉振民），他們都在多個場合發表演講，闡述中國重要的立場。其中包括大家要團結一致推動可再生能源，要言出必行，要去落實。這次大會的主題詞選了三個， Unite， Act，Delivery（團結，行動，落實）。我覺得很大程度上這也是中國這些年來希望去推動的方向。

IPE在去大會前做了一個報告《應對氣候變化的中國務實行動》，是由中國環科院，IPE還有香港的地球之友三家聯合發布的，發布也在中國角進行，梳理了中國的十大務實的行動。包括頂層設計，1+N政策體系，到推動能源轉型，工業的節能降碳，城鄉建設中的大幅減排，碳市場，綠色金融，碳匯，全民綠色行動，國際合作。

這次發布之后反響不錯，包括提到的一些新統計的數字，以及中國所采取這些行動，我想各方看到之后會產生一些新的認知，使得大家看到，中國基本上已經邁上這樣的一條低碳發展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