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李佳慧 記者 徐魯青

界面新聞編輯 | 姜妍

中國的明代是與意大利文藝復興遙相呼應的時期，藝術史上它們從未發生過對話，然而研究者發現在達·芬奇的手稿和筆記中反復出現的主題，與同時代中國畫家視覺經驗和觀察中的主題卻十分相似。

“達·芬奇和唐伯虎都是15世紀的東西方文化藝術中心各自的代表，兩個人都是年少成名，他們的作品題材也都是仕女題材。”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主任凌利中在上海博物館的新展“對話達·芬奇——文藝復興與東方美學藝術特展”上如此介紹道，他隨后說，“但是兩個人的人生經歷完全不同，就會讓我們好奇，如果他們能夠互訴衷腸，會是什么樣子。”

達·芬奇目前存世的手稿大約有6000頁，他把自己對自然界、對科學的思考記錄在手稿上。因為他的父親是一個公證員，時刻會記錄日常觀察的點點滴滴，所以他也養成了這樣的習慣。

那么，東西方藝術的對話可能發生嗎？為了探索這個問題，上海博物館推出了“對話世界”文物藝術大展系列的第三個展覽——“對話達·芬奇——文藝復興與東方美學藝術特展”。在這場東西方繪畫藝術對比展上，觀眾將從兩個視角進行一場跨域時空之旅，領略東西方在相同時代卻迥然不同的藝術表現手法。

本次展覽由上海博物館和意大利特雷卡尼百科全書研究院聯合主辦，呈現了米蘭盎博羅削圖書館和美術館、帕爾馬國家美術館以及佛羅倫薩博那羅蒂之家收藏的18件文藝復興藝術珍品真跡，并選擇了18件從五代到明代的中國古代繪畫作品。展覽展出了達·芬奇《大西洋古抄本》的多幅手稿，意大利唯一一幅可以出境的達芬奇油畫真跡《頭發飄逸的女子》，以及達·芬奇的學生的畫作。通過這些作品，觀眾可以逐步走進達·芬奇的世界。

凌利中指出，《頭發飄逸的女子》在達·芬奇的作品當中是罕見的，因為它很“寫意”，以線條為主，像書法一樣頓挫，而且是未完成的。這種具有東方神韻的作品，和以唐伯虎為代表的明代繪畫的風格一致。

《秋風紈扇圖軸》畫的是西漢班婕妤的文學典故，據傳班婕妤隱退長信宮后，在秋日里看到被棄置的紈扇，觸景生情，作《怨歌行》以自哀。凌利中介紹，不平衡的構圖給人一種飄搖之感，這幅畫是唐伯虎的自我寫照，他經歷了人生的波折坎坷之后有了人生的思考，所以利用漢代的班婕妤典故表達自己的失意。

凌利中指出，在寫實和寫意、具象和抽象、客觀和主觀的思考上，中西方藝術家的議程是一樣的，只是節奏、順序不同。以達·芬奇文藝復興的作品為例，它更像中國五代北宋時期的作品，比較寫實，細究物理。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到了唐伯虎的時代，進入了一種從寫實到寫意的轉變，更具浪漫主義色彩的風格。從風格史上，觀眾可以得到縱向和橫向的理解。

“15世紀東西方半球都出現了文化藝術創作中心。”凌利中指出，“西方是佛羅倫薩地區，而在遙遠的東方，是中國的吳門地區。佛羅倫薩地區有美術三杰（達·芬奇、米開朗基羅和拉斐爾），我們有吳門四家（沈周、文徵明、唐伯虎、仇英）。”

這一時期文化藝術的繁榮與商品經濟的發展有著密切聯系，中西方藝術史上同時出現了工作室制度。仇英是名滿天下的畫師，達·芬奇也有很多學生。商品經濟的發達、藝術消費的力量增長，導致了畫作供不應求，于是出現了很多專門模仿吳門畫家創作的畫坊畫家。凌利中也表示，本次展覽的《送子觀音圖軸》，雖然是畫坊的畫家創作，但因為創作水平高，仍然可被稱為“偽好物”。

值得一提的是，晚明時期，傳教士將圣母子題材傳入中國，這是真實發生的中西方藝術交流。當時，圣母子題材和送子觀音題材被混作一體，對于不同的觀者來說，它們既可以被解讀為圣母子，也可以是送子觀音。

 

凌利中還介紹了達·芬奇和仇英的第二個共同點，這也展現了當時中西方畫家相似的謀生方式：通過雇傭關系成為職業畫家。達·芬奇去米蘭、到佛羅倫薩德，總會自我推薦參與城市建設，繪制水利、建筑甚至武器的圖紙，通過契約、合同拿到薪水。而本次展覽上的《臨宋人畫十五開冊》也是仇英晚年客居項元汴府上時，受其委托所作的古畫摹本。

為了讓觀眾身臨其境了解達·芬奇的藝術造詣和科學發明，展覽在上海博物館四樓設置了依據其手稿制作的模型裝置，還原了《閘口盤車圖卷》設計的石磨模型。

對達·芬奇來說，科學和藝術是融為一體的。他在繪畫時極其注重幾何關系、透視、光影等，甚至會通過計算的方法確定一棵樹要畫幾片葉子，前面的葉子和后面的葉子是什么比例關系。而這也為我們今天復原五百年前的人力輪提供了精準的設計施工稿。同樣地，《閘口盤車圖卷》寫實地呈現出五代的官營磨坊生產場面，讓我們看到中國古代先進的水利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