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每日人物社
這個冬天，越來越多30歲左右的年輕人，選擇徹底離開互聯網，離開北京。他們大多在2018年到2020年間，被“互聯網紅利”所吸引，只身來到北京，成為“互聯網北漂”，尋找賺錢的機會。但是，當了三五年“大頭兵”，他們想要在互聯網更進一步的時候，財富的風口停下了。
這些聽著上市、股票、期權、財富自由的故事進入互聯網行業的人，大多處在一種尷尬的狀態，時代的豐厚獎勵已經被更早入行的前輩們盡數瓜分，在新的形勢下，對他們來說，保住工作都變成了一種奢望。
站在30歲的當口，他們開始重新審視工作和生活。互聯網不再讓他們遐想，北京也不再讓他們留戀，這些為紅利而來的人，終究選擇離開，成為互聯網北漂的“最后一代”。
文 | 饒桐語
編輯 | 趙磊
運營 | 虎鯨
趕在30歲之前，離開北京
離開北京，比想象中匆忙。
在這個城市讀書、工作10年，李尹峰設想過很多種離開的情境，比如留出一個月的空余時間，把北京的大小景點全看個遍，再和朋友們一一吃飯、道別。那個時候的他，應該“已經月薪三萬”，回老家的狀態，是輕松的、自如的。
但在今年10月，他只花了兩天時間，就結束了這一切。
308.5公斤行李，從北京寄往杭州，只需要花費700塊。“我的青春，重達308.5kg。再見了，北京；再見了，青春。”在社交平臺上留下這句話后，他連夜坐高鐵離開，火速住進剛剛找好的一個出租屋里，“幾乎是匆忙逃竄”。
離開本不需要如此緊迫。李尹峰今年30歲，在北京做了5年程序員。去年底，他被裁員了，換了一個工作，沒干多久，到今年4月，又一次被裁了。原本，他心態還不錯，打算一邊看機會，一邊搞搞副業，身邊有靠投資股市賺錢的人，他也學著去炒股。三個月過去，他在股市里被套牢了，等他從暴富的幻想里醒來時，找工作的難度又提升了不少。
投資失敗、在家待業，李尹峰的壓力越來越大。他的生活好像突然疊加了好幾重困境：互聯網行業寒冬依舊，自己還gap了半年，找工作的希望愈發渺茫；年齡邁入30歲的關頭，沒房沒車，很難在北京立足，炒股又賠了一些錢。
“再也不能浪費一點時間了。”恐慌感籠罩著李尹峰，就像“隨時會有蝙蝠來吸我的血”。離老家最近的杭州，成為他的避難選擇。
陸遠也是在這種緊迫感的驅使下，在這個冬天離開北京。他是一位30歲的程序員，奮斗5年，沒有卷進大廠，沒有當上管理層，也沒有外界眼中互聯網成功人士標配的年薪百萬。他的第一份工作月薪8000元，幾番跳槽，終于漲到了18000元，但最近一份工作又降了一些。
等到了今年，陸遠和很多互聯網人一樣，在降本增效的大潮中失去了工作，在聽到裁員通知那一刻，他先是有些錯愕，但很快，他竟然感覺到放松——在北京繼續奮斗，職業的天花板近在眼前，或許被裁是一個契機，可以離開北京，換一種生活。
陸遠的老家在山東一個小縣城，沒有互聯網的工作，回去就意味著徹底轉行，從零開始。因此，他不再猶豫，決定“必須趕在30歲之前離開北京”，不能真的等到“35歲門檻”才考慮出路，那就太晚了。
這個冬天，越來越多30歲左右的年輕人，選擇徹底離開互聯網，離開北京。他們大多在2018年到2020年間，被“互聯網紅利”所吸引，只身來到北京，成為“互聯網北漂”，尋找賺錢的機會。但是，當了三五年“大頭兵”，他們想要在互聯網更進一步的時候，財富的風口停下了。
這些聽著上市、股票、期權、財富自由的故事進入互聯網行業的人，大多處在一種尷尬的狀態，時代的豐厚獎勵已經被更早入行的前輩們盡數瓜分，與自己隔著一兩層的小領導可能就是那些故事的當事人。在新的形勢下，對他們來說，保住工作都變成了一種奢望。
30歲的產品經理陳可為，還不知道離開北京后要去往哪里。從2020年到現在，他一共換了三次工作，被裁員一次，部門解散一次，公司倒閉一次。在這些經歷里，他學會了預判誰最危險。有一個不怎么加班的同事，“領導找她兩次，她都不在，估計快了”；另一個默默干活的女孩，雖然勤奮，“但不是領導的嫡系，努力也沒有用”；還有自己，所在項目的數據不好，也沒有什么人脈。通知裁員的時刻，三個人都上了名單，準確地驗證了他的預判。
陳可為覺得自己好像失去了參照系。他來自內蒙古滿歸，一個靠近中國最北端漠河的小縣城，如果跟老家的人比收入，“好像也不差了”，但“拉通了看”，家鄉的同齡人們吃喝玩樂，自己卻還沒有成家，沒有穩定工作，沒有一個確定的未來，這讓他感到焦慮。“都說三十而立，但實際上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樣才叫‘立’。”
寒冬中，資產越多、積累越足，御寒能力才越強。但這些年輕的互聯網人，幾乎沒攢下什么家底，買不起房、沒有人脈、難以升職，如今又頻繁地失去工作。權衡之下，這群帶著夢想來闖蕩的“互聯網北漂”們，開始抓緊時間離開，尋找出路，也想要在30歲的當口，重新審視自己的職業和生活。
互聯網不再讓他們遐想，北京也不再讓他們留戀，這些為紅利而來的人，終究選擇離開，成為互聯網北漂的“最后一代”。
在北京，追互聯網的風
2017年，李尹峰只有23歲，還是個剛出社會的年輕人。他從北京一所211高校畢業后，找了一份月薪5000元的工作，沒干多久就辭職了。他發現，一位學計算機的朋友，剛畢業就拿了35萬的年薪，這讓他既震驚，又后悔，“當時我為什么沒去學IT”。
李尹峰打算半路出家，自學代碼。他搬進了北京房山，租住在一個小房間里，每當在LeetCode（編程平臺）上刷題到深夜時，他感到信心滿滿，整個人都很興奮。李尹峰說，雖然還沒有找到工作，但那時，他覺得有大把的好機會在等著自己。形勢好的時候，令人憂懼的“不確定性”，反而會被當做一種“可能性”，后來回想，那是他畢業后最快樂、最有盼頭的一段時光。
程序員薪資待遇動輒過萬的消息，也傳到了陸遠耳中。聽到讓人震驚的數字后，剛從山東一所二本學校畢業的陸遠，沒有絲毫猶豫，就跟父母借了7000元，報了一個編程培訓班，連夜坐火車北上學寫代碼。
坐到教室里，陸遠才發現，自己不是個例。位于一家物美超市二層的狹小教室里，坐滿了對未來充滿向往的年輕人，他們中的三分之二，都是轉專業過來的，“每個人都想好好學，都想賺大錢”。從8點開始上課，到超市10點關門，都有人沒離開，“一直學，直到保安來攆”。
賺大錢，就是此時“互聯網紅利”最直接的體現。每季培訓課結束的時候，教室門口會貼上紅色的喜報。陸遠說，喜報和高考戰報長得很像，不一樣的是，一個是展示學生們的高考成績，一個是展示學員們的offer和畢業薪資，看著它，所有人都感覺到“有奔頭”。
2018年，互聯網行業舊的戰爭剛剛過去，打車、外賣告一段落，但下半場才剛剛開始。那時的字節跳動還沒有成為宇宙大廠，抖音還沒有趕超快手；拼多多還在五環外默默成長，還沒有被阿里和京東當成致命的對手；互聯網雙子星阿里和騰訊如日中天。巨頭們的觸角不斷向本地生活、影視傳媒、健康、旅游等各領域延伸，資本支持下，大大小小的戰事不斷，創造出無數崗位。
中國互聯網迎來第三次上市潮，在香港排隊敲鐘的公司有近百家都來自新經濟企業，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百萬富翁。年輕的創業者們也想借著資本的力量一躍而上，成為新的弄潮兒，他們四處招人，燒錢擴張，壯大業務，夢想早日上市或賣給巨頭。
從編程培訓班畢業之后，陸遠很快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進了一家起步不久的創業公司。他幾乎沒有感覺到招聘的門檻，即便自己毫無經驗，還是獲得了每月8000元的薪資。陸遠也成為培訓班喜報上的一員。
入職之后，陸遠發現，這家做線上教育的新公司，創始人很年輕，從清華畢業后就開始創業，公司只有幾十個人，老板會對外說，“我們現在已經融資了幾千萬”。
陳可為也被掘金者們的大手筆震撼過，一家看上去規模并不大的公司，在年會上宣布：“我們有幾十億的現金，明年要開5個項目。”
在一個追求創新的行業里，有更多的試錯機會，對新人也更友好、更包容。
來自四川的馮佳，是一所985高校生物能源專業的研究生，2017年曾在一家互聯網企業實習。她交付第一項需求的時候，內心滿是忐忑，帶她的Leader卻笑著鼓勵她：“你不用做這么快，可以慢慢來，跟上節奏就好。”
此前，馮佳從沒有了解過互聯網的工作，但她覺得，選擇一個行業，就要去看行業里的前輩們是一種什么狀態。沒什么比在這里的真實體驗，更像互聯網行業的宣傳廣告——工作氛圍很好，隨時有正反饋，Leader不過三十出頭的年紀，自信、從容，看不到一點疲憊。
原本，馮佳的職業規劃是繼續做科研，但對比之下，實驗室里的導師們有著非升即走的焦慮，早上5點半，就要坐第一班校車抵達學校，然后做一天實驗。巨大的落差改變了馮佳的職業規劃，找工作的時候，她果斷放棄本專業，留在北京，轉行進入互聯網，做了數據分析的工作。
不管是薪資、前輩的狀態，亦或是實打實的工作機會，都讓這群剛剛入行的年輕人們感覺到前途無限——即便自己還年輕，但更大的紅利，一定會在未來如期而至，這是他們甘愿留在北京的原因。
陸遠形容那種確定感：“今年拿1萬的薪資，明年就能拿2萬，三年之后一定能拿3萬。”連帶著他的父母，都隔三差五地勸他在北京買房：“我們咬咬牙，把老家的房子賣了，給你攢出一個首付，再靠你自己的工資，慢慢還貸款就好。”
在父母的想象里，身在互聯網的兒子，工資會一直漲，北京的房價也永遠不會跌。
趕上末班車了嗎？
很快，馮佳就感覺到，自己趕上的，是“互聯網行業的末班車”。
經過幾份實習后，2019年，馮佳正式畢業，進入互聯網，開始了她的第一份工作。馮佳錯過了燒錢百億的百團大戰，錯過了共享單車帶來的共享經濟潮，這一回，她不想錯過這個高歌猛進的風口——在線教育。
像馮佳所旁觀過的那樣，最初的時候，互聯網愿意為所有的機會買單。馮佳記得，當時一個付費學員的客單價大概在8000元左右，但獲客成本遠超這個數字。從引流到注冊，公司在每個用戶身上就得花300元到500元，到付費轉化這一步，即便是一位最普通的銷售人員，一個月也能賺5萬塊。對此，公司高層并不在意，甚至在分享戰略時提出，“要不惜一切代價獲取用戶”。
2021年初，馮佳跳槽到字節跳動，這是唯一一家大力投入在線教育，甚至前幾年不打算盈利的大廠。在這里，公司的投入更是讓馮佳咋舌。一條創新業務線，要打磨一款新產品，為此專門設立了一個用戶訪談部門，針對學生們做付費調研——在當時，這款產品的客戶只有2000人。用現在的眼光來看，“ROI低到不可思議”。
幾乎是同一時間，陳可為也進入到快手一個做美顏特效的部門。跳槽前，陳可為的朋友告訴他：“公司內部是一種向上的狀態，同事們都希望團隊好、自己的產品好，福利待遇也不錯。”很快，快手在香港上市，成了“短視頻第一股”。這是陳可為第一次進入大廠，他很慶幸，覺得自己終于抓住了機會。
站在2020年末的節點看，在疫情宅家紅利的刺激下，互聯網行業迎來了第二春，在線教育、生鮮電商、社區團購、直播帶貨，都迎來爆發式的增長，在開城拓地的戰爭中，更多的新人從疫情中受挫的各行各業涌入互聯網，他們從全國各地匯聚到北京，成為新的“互聯網北漂”。
陸遠在工作三年、輾轉三家公司之后，如愿成為了一家裝修App創業公司的團隊負責人，這是他努力的回報，也是他趕上“末班車”的證明。但2020年底，陸遠還在跟組員們開會，釘釘群里突然彈出一條消息，“公司因為疫情，資金鏈斷裂，直接解散”，各個小群里的信息瘋狂刷屏，陸遠瞬間懵了。他不敢相信，去遞交仲裁申請，希望能夠獲得一些賠償，折騰了兩個月，最后只賠了1萬元，除掉律師費，只剩3000塊。他突然開始懷疑，自己真的上車了嗎？
越來越多的跡象開始預示這個行業的巨大變化。
陳可為進了快手后發現，同事們都很謹慎，他們所在的美顏特效部門并不是核心業務，為了保證數據不下滑，自己的KPI不受影響，他們在設計濾鏡的時候，不再像以前那樣各種風格都去嘗試，慢慢培養用戶的喜好，反而被用戶帶著走，“他們喜歡甜美，我們就瘋狂做甜美的特效”。但后來他才明白更本質的原因——站里都是喜歡甜美的老用戶，鮮少有新用戶進來，所以不需要探索新風格了。最后，這個部門也因高層變動被裁撤掉。
馮佳也意識到，“要不惜一切代價獲取用戶”的背后，是獲客難度的大幅增加。來自甘肅的產品經理于威曾經是58同城的管培生，他剛畢業的時候，師哥師姐們還忙著進創業公司，做基礎架構設計。那個時候的地推大軍，只用送雞蛋、送小禮物就能收獲一個新客戶。但到自己找工作時，最火的求職關鍵詞變成了“用戶增長”，又過了兩年，懂得“深度運營”的人，才更好找工作。于威說：“以前遍地是機會，后來局部有增長，如今，只能做好運營了。”
疫情紅利終究沒能阻擋增長停滯的到來，監管的態度轉變，也讓巨頭們開始收縮戰線，好像一夜之間，互聯網行業就入冬了，“降本增效”四個字，成了全行業的共識。
離開快手之后，陳可為去了另一家創業公司做游戲，“報銷的流程變得很長”，團建從公費變成AA制。有一回，他們想買個百度網盤的會員，方便大家傳閱資料，結果老板說，“買一年會員也太久了吧，買7天的就夠了”，聽得陳可為瞠目結舌。
ROI也變得越來越重要。陳可為的游戲項目，一直沒有上線，預計要做兩三年，但老板失去耐心，要求他們不要再細化，“沒有時間給你們這么做”。林菲在一家電商品牌做運營，前幾年的大促，他們還要“瘋狂沖銷量”，后來目標改成了“保利潤”，于是，砍掉大半營銷成本，“就是不增長了，付出100分的努力也沒用”。
增長能掩蓋一切問題，但是增長停滯后，所有問題都開始暴露出來。
這工作有什么意義？
來北京之后，李尹峰很少和父母聯系，高強度的互聯網工作里，沒有什么人際往來，很難找到屬于自己的空間和時間，他所有的生活都和工作相關。
離開北京時，他賣掉了一輛滑板車，是他在第一次被裁的那家公司上班時買的，公司降本增效，因此緊抓考勤，為了不遲到，他買了這輛車代步。陸遠則是賣掉了他的自行車，那是他閑暇時為數不多的愛好，即便加班到很晚，他也會騎30分鐘車，從西二旗返回天通苑，從一個滿是程序員的區域，到另一個滿是程序員的區域。
為了保住工作，大多數人不得不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工作里，陷入無效的內卷。
在大廠的最后一段時間，馮佳的精神變得很差。她說自己是典型的“小鎮做題家”，不需要外界提醒，也可以足夠努力。但難熬的是，努力沒有價值，“很多業務做無可做的時候，就會為了績效，強行去挖掘一些價值”。
很多工作，單純是為了排解焦慮。有一次，公司有個新業務，要求看某個數據指標，馮佳的團隊加班加點做了一個月，最后，業務人員看了一眼說，“知道了”，這個數據就再也沒有作用，也沒有人再提起。
馮佳曾經羨慕的前輩們，也不再像以前那樣自信、從容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年人的卑微”。一位新挖來的高層，常常小心翼翼地征求她的意見。另一個35歲的前輩，此前的職業曲線一路上升，能直接向管理層匯報，但突然之間就轉了崗，手下沒有團隊了。
對于馮佳而言，價值感、獲得感，乃至對于未來的向往，都是她前進的燃料。“當它們存在時，即便壓力再大，也覺得自己無所不能。但當它們消失，我就會選擇后撤，尋求一個更加平衡、舒緩的生活。”
重新審視生活的不止她一人。
這幾年，陸遠時常會想起一個陌生男孩，他也是程序員，住在陸遠樓上。一天夜里，男孩加班到很晚，沒帶鑰匙，為了節省100塊的開鎖費，男孩選擇從窗戶爬過去，后來失足摔下。等第二天上午被發現時，男孩的身體已被凍僵。
每次想到這件事，陸遠會感到痛苦，也為這個男孩不值，“如果能早點被發現，說不定他還有救”。陸遠代入了自己，“如果我去世了，第一個發現我的應該是公司，因為沒有及時去上班”。
他也為自己的變化而難過。有一回下班之后，陸遠看到小區門口的公園里，有一群小孩跑來跑去，是充滿朝氣的樣子，他第一個反應是疑惑：“這些小孩在干什么呀？光是跑來跑去，有什么意義？”
這個念頭浮現出來的時候，陸遠覺得不可思議。很早之前，“做沒有意義的事情”，是外人對他的評價。高中時，他偷跑去學校里的大湖里游泳，游過來，又游過去，只是因為好奇那種感覺；讀大學的時候，他自詡為“文藝青年”，騎著自行車去了西藏，只是因為“想去看看”。
在互聯網的世界，陸遠是最普通、最容易被忽視的那種人。他原本以為，自己可以加入這個行業創造的偉大奇跡，但沒想到，更多是目睹包括自己在內的人，一步步成為耗材。
在北京的幾年里，陸遠沒有太多朋友，只和當年同一個編程培訓班出來的同學有一些往來。如今，他跟其中關系最好的幾位，租住在一個三居室里。陸遠是其中最小的，在他們身上，陸遠好像看見了自己留在北京的將來。
有一位朋友一直單身，相親了好幾年，今年終于結婚，懷孕的妻子留在老家，朋友獨自留在北京工作，過著周末夫妻的生活。另一個朋友，快35歲了，還沒有成家，晚上下班后，就一個人待在房間里，刷一晚上短視頻。
路遠說，他不知道朋友們是否幸福，但知道，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站在斜坡上
失業的大半年時間里，李尹峰經常覺得后悔。他甚至回想起填報志愿的時候，“從這一步就開始錯了”，錯在沒有直接學計算機，這樣畢業后就能直接進入互聯網行業；后來，他又后悔找第一份工作的時候，為了求穩，選擇了薪資更低的那份，但那時互聯網的行情好，起點本來可以更高；回想起2022年遭遇的第一次裁員，他又后悔，沒有早點對互聯網死心，放棄留在北京的奢望，又白白消耗了一年時間。
這些90后互聯網北漂，都是為了追逐紅利、半路出家。最開始的時候，互聯網對學歷、年齡、背景，卡得還沒有那么嚴格，他們能夠很快找到工作，身邊不乏90后的高管，或能力欠缺但入行足夠早的領導。
陸遠花了5年時間，在各個創業公司輾轉，但直到今天，他依舊是互聯網里最普通的一名碼農。反觀同一個培訓班里，有從985、211高校畢業，學習能力強的學員，一畢業就直接進了大廠，也有運氣比較好的，比如一個進了創業公司的同學，沒多久，這家公司就被大廠收購，“他的年薪能開到接近50萬”。
目睹過前人的勝利，沒人不想創造屬于自己的奇跡。李尹峰總覺得，明明就差一點點，一切就會不一樣了。
沒工作的那幾個月，李尹峰把大量積蓄投入了股市，最開始的兩個月，的確很順利，“一天就能賺一萬”。這讓他感覺到興奮，他停止了找工作，起得比996的時候還早，在吃早飯的時候看市場新聞，然后在9點鐘時，準時坐到電腦前等待開盤，到了晚上，就在雪球上復盤，寫下的心得獲得了幾百萬的瀏覽。
這種充滿希冀的生活，和5年前在房山出租屋刷題的時候如出一轍。在互聯網的幾年，他錯過了很多時機，這一回，他再一次覺得，“自己還有機會”，能成為那個幸運兒，最終如愿在北京買房、留下。他也沒有感覺到自己在追逐一個幻影，“我身邊是有炒股成功的例子的”。
但就在連續盈利兩個月后，第三個月，李尹峰被套牢了。工作幾年攢下來的錢都打了水漂，他忍不住自嘲，“我這幾年，總是很拼命地跑，跑完一抬頭，才發現這條路不太行”。
陳可為也掙扎過。有一段時間，他覺得產品經理容易被裁掉，也去學了一個月編程，但“不是那塊料”，他學不會。在幾家公司周轉的間歇，他還去了一次泰國找機會，結果疫情中的東南亞更加蕭條，他虧掉所有存款，血本無歸。如今，陳可為評價自己，“干什么都很難成功”。
李尹峰有一種感覺，“站在斜坡上”。他形容和自己相似的這群90后，“可以往上爬，但更容易回到原點。我們是基礎薄弱，在大環境下行的過程中，又重新停滯不前，或者滑下來的一群人”。陳可為也遺憾：“哪怕用了很多年的努力，一步步爬到半山腰，但還是晚了。”
陳可為的父母在內蒙古滿歸，做普通的林業工人，一個月工資2000元，沒有辦法幫助他買房。為了增加留在北京的可能性，他想過很多辦法。他尤其能攢錢，來北京8年，他從來沒有跟任何人借過錢（倒是被騙走過十幾萬），一個月2萬元的薪水，他只在公司吃飯，不點外賣、不網購，除了交房租的錢，其余的幾乎能全部存下來。但這樣的時間長了，他會問自己：“我要這樣工作到什么時候才行？”
對于家庭，他們沒辦法選擇。失業之后，李尹峰從沒想過把這件事告訴家里人，“即便是說了，也不會得到幫助”。父母只是普通工人，從小到大，家里都是“各管各的”。在北京多年，李尹峰習慣了自己去解決問題，“沒有后方，只能自己去攀登”。
但總有攀登到一半，再怎么努力，也上不去的時刻。
尋找生活的錨
陸遠描述了自己所向往的生活：回老家，有妻子，有孩子，買輛自行車，平時和朋友們騎車、打打籃球。這是一種很容易想象的生活，但在互聯網北漂眼里，卻很難實現。
結束北漂后，很多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新生活的基石，這是此前的北漂生活最為稀缺的東西。
比如買房。2022年，31歲的數據分析師馮佳，決定離開大廠，回到離家更近的重慶。一年的時間里，馮佳結了婚、買了房，140平米的大平層，不到300萬。如果在北京，同樣的價格，只能買到一個50平米的老破小，她和伴侶去看過這樣的房子，沒有配套設施，距離地鐵都有2公里，兩人面面相覷，還是決定放棄。
產品經理于威在離開北京后，也轉道去了成都，落戶、買房，在閑適的老城區散步時，他篤定，這樣的生活才是自己想要的。
但是，逃離北京并不能解決所有的人生問題。馮佳說，壓力換了一種方式存在。在收到的offer里，她選擇了一家小互聯網公司，入職前，她特意查詢了這家公司近幾年的現金流，確定它的盈利狀況之后，才敢入職。但整個行業都在提降本增效的時候，新公司還是沒能成為例外，前段時間，產品和技術各裁掉了20%。
整個就業環境，也讓馮佳不敢辭職。“我對目前的工作很滿意，但是你不可能在這家公司干一輩子，出來的時候，重慶可以選擇的崗位，寥寥可數。”
于威最終也沒有長久地留在成都。不久前，他接到了北京另一家大廠的offer，他覺得這個工作機會很好，因此決定再次北上。他重新在北京租了房子，過上兩城通勤的生活，有節假日的時候，他都會開車回成都的家里，把從大學時就開始養的植物來回搬。
“這不也是一種北漂嗎？”我問。于威想了想說，那還是不一樣的。在成都安家之后，他感覺自己好像“心安定了”，如今租住在北京的時候，他只覺得自己是出了一個長長的差，沒有了以前那種漂泊感，其中一個表現是，他不會拿出手機去搜索周邊小區的房價，糾結自己是否能夠買得起這個地段的房。
馮佳也有類似的感覺。后來，有前領導來詢問馮佳，是否考慮回北京，她突然覺得沒問題，隨時打算再去北京“卷”一段時間，賺幾年錢。她說：“在新城市獲得了安定感之后，不會讓生活只有一個錨定物。”
還有人在繼續尋找安定感。失業后，陳可為不敢閑下來，于是把自己的愛好發展成工作，在北京一家球館里，教人打羽毛球。他計算過，一個小時100元，一個月也能到手1萬塊，可惜客戶不穩定，也沒有社保。他不滿足于此，又馬不停蹄地輾轉到杭州，尋找各種有可能的創業機會。
回杭州后不久，李尹峰嘗試了換賽道。他最開始想考公，結果發現，建筑專業出身的自己，不能報考計算機相關崗位，原專業又只能報“三不限崗位”。他嘗試去做培訓機構的數學老師，但去了之后發現，“其實是做銷售”。幾番思索之后，他還是決定回歸程序員的隊列，準備面試，找一份互聯網的工作，“起碼我自己是喜歡這個的”。
最大的改變是，他告知了父母自己這段時間的遭遇，這是李尹峰第一次嘗試跟他們溝通。和以往一樣，父母依舊沒有給出任何建議，“但起碼知道了我目前面臨的困境”。
坐在圖書館里刷題的時候，李尹峰嘗試把這段時間的煩惱慢慢清空，嘗試重新相信，30歲的人，依舊年輕，他總有一天，會慢慢落地。
（文中所有人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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