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顯微故事  

最近，接孩子放學的付女士發現，學校門口多了幾個“不速之客”。

他們拎著攝像機，拿著話筒，自稱是某電視臺欄目組的記者，見到帶孩子的家長就上前問“是否接受采訪”。

對于這種“推銷”式采訪大多數家長是拒絕的。

同樣有此經歷的還有李女士。“我婉轉拒絕了一下，呱噠那臉就掉下來了。感覺他們根本不是真心喜歡孩子，就是應付。”李女士說。

在北京市中心甚至順義、房山等遠郊縣，幾乎每個城區的學校門口都有這樣的“記者”出現過。

這樣的“星探”大多是兩三個人一組，雖然出現在不同的地方，但有一個共同說辭：挑選合適的小朋友，讓他們上節目。

如果你答應了他們的要求，精心布局的“陷阱”也悄悄裂開了一道縫隙。

一次偶然的機會，喬一進入到G傳媒少兒節目組外采團隊，跟著“記者”們出了一次外勤。

就是這次經歷，讓喬一近距離接觸到了所謂的少兒“星探”們，了解到他們真實的工作狀態。

以下是來自喬一的口述：

文 | 楚樵

編輯 | 喬珊

只要不是殘疾、聾啞，啥樣的孩子都行

原以為，在傳媒公司上班的都是科班出身，但在G傳媒，科班出身的很少，至少我接觸過的幾個人，大都沒有接受過專門訓練。

我所在的團隊是外采組，主要負責外出挑選小演員來公司試鏡。

業內把這個崗位叫外采編導或者記者，業外也有人叫我們“星探”，名稱不同，但干的都是一樣的活兒。

我是第一次接觸這樣的工作，上崗前公司安排了新人培訓。和我一起參加培訓的還有兩個男生，一個叫徐兵，以前是做銷售的，有豐富的地推經驗。另一個沒怎么對話，但之前的工作也與銷售相關。

圖 | 喬一接受培訓的地點

培訓我們的是一個高個子男生，看年紀三十來歲，頭頂扎著小辮子，據說是一個導演，大家都叫他Y導。

Y導是我在G傳媒見到的唯一一個還算有些專業素養的人，至少聽他給大家講東西還是挺有專業范兒的。

培訓是在一個會議室進行的。房間很大，前方拉著紅色條幅，寫著XX欄目小演員試鏡現場的字樣。后方墻上貼著幾張大幅海報，都是某電視臺少兒節目的宣傳照。

Y導讓我們在前排的座位坐下，除了我們三個，還有幾個在職的外采人員。

所謂的培訓并不是專業知識的培訓，而是告訴我們如何“采訪”，如何“拉人”。Y導找了兩個“老人”給我們做現場示范，一個負責與家長搭訕要聯系方式，另一個負責攝像采訪孩子。

圖 | 一位北京家長在微博吐槽遇到星探的過程

我和徐兵一個扮演家長，一個扮演孩子，先是配合他們示范，接下來就是模擬實戰。

我的悟性還可以，一次就通過了考核。徐兵則有點緊張，演練了好幾回才勉強過關。

雖然有點著急，但Y導還是比較有耐心的。

“頭一回外采，不熟悉沒關系，前期你們先跟著學習，負責‘拉人’就行。看到家長帶孩子出來就攔住他們，問可不可以接受采訪，如果可以，就把他們交給帶你們的人。”他說。

圖 | 兒童星探們發在微博的招募啟事

“對孩子有什么要求嗎？是不是要挑外形、長相和資質都比較好的？”我問。

“咱們不挑孩子啊，是孩子就行，只要不是殘疾，不是聾啞都可以。”Y導答。

就這樣，簡單培訓后，我被分配到一個外采組里。組長劉香，二十八九歲，還有一個組員叫小敏，比她小幾歲。

徐兵被分到另外一個組里。當我們從會議室出來的時候，看到后面不知何時又多了幾十個人。

據說，這些都是公司的外采人員。每天出外勤之前，領導會要求他們進行一次“演習”，因為大多數都是“新人”，入職久的也不過一個月左右，比如劉香和小敏。

“咱們出去是不是會有采訪車？是不是會帶很多設備？”第一次接觸傳媒行業，從未跟過組的徐兵看起來有點興奮，悄悄整理了一下白襯衫跟我說。

圖 | 培訓處外的易拉寶

我看著門口易拉寶上支著的各種少兒節目海報說，“可能吧。”

但是，當背著雙肩包，一身輕裝的劉香叫我出發的時候，我才知道，我和徐兵都想多了。

所謂“采訪”：話筒閉麥，攝像機關機

會議室里見到的那些人，都已各就各位，三兩個人一組，奔赴不同的“戰場”。

外采地是北京各個區縣的中小學和幼兒園，目標對象是4~13歲的孩子。我們組的行進方向是朝陽區北部的一所公立小學。

劉香和小敏帶著我坐了一小時地鐵，又步行了一段距離才走到學校門口。

對于孩子的放學時間，她們已經了如直掌：三點半是一到三年級學生放學的時間，四點半是四、五年級學生放學的時間，五點半是六年級學生放學的時間。

劉香帶著我們挑了校門口旁邊的一處開闊地等待孩子們放學，這里是學生回家的必經之路。

但是當“老師再見”的聲音在校門里響起的時候，劉香猛然回頭，發現身后多了幾個穿著防彈背心，手持電棍的保安。

經驗告訴她，這個地方不能待了，保安是會阻止的。“走，去馬路對面！”劉香提起背包，小聲跟我和小敏說。

終于見到孩子出來了。低年級的小學生個頭兒都不高，頭上戴著統一標識的黃色棒球帽，蹦蹦跳跳從校園里跑出來。

按照劉香的吩咐，我負責“拉人”，如果有愿意接受采訪的家長就交給她和小敏。

“家長您好，我們是少兒節目組的，可以采訪一下小朋友嗎？”我按照培訓時Y導教的話術跟家長搭訕。

圖 | 依然有不少“望子成龍”的家長會留下自己的聯系方式

雖然我的表達很流暢，說話也很自然，但其實，我的內心是在掙扎的。不知為什么，看到孩子們那些純真的臉，我有種當“人犯子”的感覺。

在跟劉香和小敏聊天的時候我得知，我們要做的并不是單純的采訪，真正的目的是：

通過“采訪”這樣的方式，要到家長的聯系方式，之后會有專人跟家長聯系試鏡，讓孩子有償上節目。

通不過篩選也沒關系，他們會讓你參加培訓，當然培訓也是要交錢的，上節目需要的MV也是要收費的。

圖 | 留下聯系方式后，就有后續的銷售對接家長

劉香和小敏工作都很賣力，看到家長帶著孩子過來就往上“撲”，但是結果并不理想。第一撥兒學生放學的時候，我們只“采訪”到一個孩子。

大多數家長對這種街頭“采訪”是抗拒的，也有的會問一下哪個臺的哪個欄目，之后就婉拒了。

第二撥兒好一點兒，但也只是“采訪”了六個，加起來總數才七個，距離Y導要求的二十個的目標還差一大截。

劉香的情緒看起來有點低落，嘴上不停念叨著又要挨罵了。小敏倒是沒有什么情緒波動，她讓我拿著麥克風，自己拎著攝像機尋找新的“獵物”。

有路過的人看到我們的裝備，過來聊天，問我們是哪個電視臺的。我揚起麥克風上的圖標給他看，尷尬地笑笑沒有作聲。劉香趕緊接下話茬，告訴對方我們是做什么的。

那一刻，我真想把手里的麥克風丟到地上。這個話筒就像個恥辱柱，帶給我的只有羞愧。從開始“采訪”到現在，它一直都是閉麥狀態，而小敏手持的那個攝像機，也并沒有真實運轉，大部分時間都是白屏。

圖 | 喬一使用的話筒

但是小敏并不在意。她不懂攝像，也不知道怎么調整攝像機，卻一本正經裝作認真拍攝的樣子，讓小孩子們拿著沒有聲音的話筒對著沒有圖像的攝像機做自我介紹。

劉香則在一旁跟家長說，拍攝的視頻會交給節目組，讓導演挑選。

但我知道，這些視頻是不存在的，導演也永遠不會看到這些“采訪”。攝像機也好，麥克風也罷，都不過是裝腔作勢的道具而已。

他們要的只是記到本子上的電話號碼。這些電話號碼是劉香和小敏完成KPI的基礎數據。

要不到家長的聯系方式，她們的后續工作就無法開展——無法約家長帶孩子到現場試鏡，無法向家長索要培訓費、制作費、服務費，當然也就不可能拿到收費提成。

圖 | 拿到家長聯系方式后，星探再對家長繼續“深挖”

三批孩子都放學后，“采訪”還是個位數，劉香急了，帶著我和小敏去附近的公園轉。

我們見到帶孩子的家長就過去“拉人”，甚至在大街上聽到孩子的聲音就立馬跑過去。

五點多，初冬的夜色已經籠罩了北京。寒風里，劉香和小敏還在商量去哪兒才能找到更多可以接受“采訪”的孩子。

看著她們的背影，我第一次對“記者”這兩個字產生了懷疑。我敬畏每一個職業，也尊重每一種選擇，但是他們，真的是媒體人嗎？

我們看上的不是孩子，而是家長的錢包

跟著做了幾次采訪以后，我出于好奇，又跟著問了后續對接的同事，這些家長被聯系到以后，孩子到底能不能上鏡？

其中負責做試鏡的同事告訴我，一般家長“上鉤”以后，他們就會邀請孩子來參加試鏡，過程大概是走秀，前方會有經紀人來評選。

大部分的走秀都會直接通過，然后這些所謂的“經紀人”就會告訴家長，你孩子的條件很好，有機會上童裝時裝周、或者是給某些童裝品牌做童模，也可能是能上一些大型兒童電視劇（大部分是未來都不可能會播出的那種）。

沒有一個家長會覺得自己的孩子“注定平庸”。在一堆美言轟炸下，如果家長被成功洗腦，就需要繳納1至3萬不等的簽約費。

費用包含一些童星的培訓課程，以及爭取上節目和時裝周的隱形費用。

換句話說，大部分的童星公司就是“割家長的韭菜”。

這個套路其實已經隱藏很多年了，但無奈總有一些新人家長會上鉤，也導致這些機構總能換個包裝就重新收割新家長。

有些機構相對良心，你付費以后能上一些小綜藝節目，多少也能培養一點孩子的自信心。

但還有些機構，則是一邊搜集家長的聯系方式，盡可能騙取你的簽約費。如果你不上鉤，這些機構還會販賣聯系方式給到其他機構，是貨真價實的“信息販子”，盡可能地多榨干家長們的錢包。

在了解完這些“套路”以后，我果斷選擇了離職。

04、后記

喬一的經歷，揭露了某些少兒“星探”不為人知的一面。事實上，類似外采團隊打著挑選小演員的旗號變相收費的并不鮮見。

在抖音上搜索“少兒星探騙局”可以找到很多相關案例：

有的是在街上接受“采訪”被邀試鏡，結果被培訓機構“套路”交了巨額培訓費；

有的是被影視公司騙去橫店拍戲，斥巨資拍了一部永遠不會播出的戲。

文中提到的G傳媒不過是讓我們看到了冰山一角，很多具體的操作細節我們還不得而知。

針對收孩子錢上節目的情況，顯微故事也聯系了某電視臺的“知情人”，對方給出的回答是：

此類少兒節目是該臺地面頻道的主要收入來源，頻道是按節目時長賣給傳媒公司或者培訓機構，三分鐘為一個單位，傳媒公司或者培訓機構再按節目單賣給一人或多人，分攤成本。

商業運作，制播分離是各個電視臺通行的做法，但收費上節目是否合理值得商榷。

我們不想扛起審判的大旗去指責電視臺的做法，畢竟他們也要創收。

在傳統媒體江河日下的形勢下，生存已經變得舉步維艱，開源才能活著。

但是，如果我們的孩子從小看到的是，榮譽和光環可以明碼標價，用金錢購買，競爭可以避開公平與公正走捷徑，會對他們的成長產生怎樣的影響呢？

（為保護采訪對象隱私，本文均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