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王磬
編輯｜崔宇
兩年之前，我在英國格拉斯哥參加了聯合國氣候大會，聽過一個印象深刻的演講。它來自于巴巴多斯的總理莫特利（Mia Mottley），一位極富個人魅力的女性政治家。她講了一個淺顯的道理：人人都知道氣候變化的風險，但對抗氣候變化需要錢，而窮國融資的成本太貴了，這是當前氣候行動止步不前的根本原因之一。
巴巴多斯是加勒比海上的一個島國，莫特利是該國第一位女性國家元首。這個年輕的國家賴以生存的是旅游業，歷史上幾乎沒有碳排放，但它卻是氣候變化的直接受害者。從颶風到干旱，極端天氣的加劇摧毀了社會經濟，它不得不向世界舉債。巴巴多斯國家債務占GDP的比率極高，是全世界債務負擔最重的國家之一。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借貸成本的差別之大，也讓這一情況更加艱難。一個窮過要借入十年期的資金，所需付出的利率時常是富國的十倍、甚至更高。這背后的邏輯鏈條不難理解：窮國的政治經濟狀況不穩定，還債能力不如富國，因此要付更高的利率，市場才愿冒風險、覺得有利可圖。但當這種市場邏輯遇上氣候危機時，卻將地球的命運置于不安之中。由于融資成本的天壤之別，窮國很難深度參與氣候行動，因為沒有足夠堅實的資金來支持。而氣候行動如果缺少了窮國的參與，對整個星球來說都將是一場災難。
鑒于此，莫特利和她的幕僚佩爾紹德（Avinash Persaud）共同發起了一項倡議——“布里奇頓議程”（The Bridgetown Initiative）。布里奇頓是巴巴多斯的首都。通過這項倡議，他們希望改革國際金融體系，改善窮國的借貸條件。隨著疫情、戰爭、通貨膨脹、能源短缺、極端天氣等多重危機席卷全球，人們愈發意識到全球協作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布里奇頓議程”獲得了諸多回響，從IMF到聯合國都對這項倡議表達了歡迎。法國總統馬克龍因此牽頭組織了新全球融資契約峰會，于今年6月在巴黎召開，重點研討“布里奇頓議程”有關的落地方案。
在巴黎，我專訪了佩爾紹德。他被廣泛認為是“布里奇頓議程”的總操盤手。他的職業身份橫跨多個領域：經濟學出身，在金融業耕耘多年，現在是英國格雷沙姆大學的榮譽教授，受到莫特利的感召，加入了巴巴多斯政府擔任氣候特使。從一個銀行家變成了綠色發展主義者，佩爾紹德正在嘗試的，是用一個加勒比島國的力量，和全球對抗氣候的決心，修補和改革一個化石燃料時代的體系，創造一個更可持續的、更具想象力的新世界。
以下是專訪全文，刊發時有編輯。
【一問】“布里奇頓議程”的核心是什么？
界面新聞：“布里奇頓議程”想傳達的核心信息是什么？它的根本創新是什么？
佩爾紹德：歷史上，70%的溫室氣體存量來自富國的排放。然而，如今每年63%的溫室氣體排放來自窮國。所以，要想拯救地球，窮國也需要同樣減少排放。但窮國減排需要資金，而窮國融資的成本比富國高太多，因此窮國減排有心無力。“布里奇頓議程”提出，可以通過改革國際金融體系來實現這一點。例如，降低窮國減排融資的成本，使低碳經濟更有吸引力。“布里奇頓議程”的核心理念是，如果我們想徹底實現可持續的轉變，窮國必須充分參與其中。
【二問】為什么是氣候融資而不是發展援助？
界面新聞：“布里奇頓議程”倡導了一個全新的氣候金融體系。過去也存在發展融資等資助貧困國家的項目，但是富國和國際組織對發展融資抱有一種做慈善的心態。但氣候融資與之不同，可以通過金融工具，使各個參與方都從中受益。不過，氣候金融也存在它自身的一些風險。在你看來，為什么一定要以氣候金融的形式來做呢？
佩爾紹德：我們正在應對的挑戰是，為了解決氣候問題，我們需要的金額如此之大。它大約是每年2.4萬億美元，這是慈善機構永遠無法處理的數字已上線。目前全世界由政府對窮國提供的援助總額只有2000億美元，只有我們所需的十二分之一。這件事無法以任何其他方式融資。
我職業生涯的前半程都在私營部門工作，后來轉到了公共部門。不難看出，環境融資曾經以政府的環境部門為中心，因為它曾經只是氣候變化問題，只有關心環境的人才會擔心。而因為我的金融背景，我很容易就看出，這本質上是一個融資問題，而不是一個環境問題。因為人們已經明白氣候正在變暖了，也許10年前人們不認同這一點，但現在你不再需要解釋氣候危機的概念了，人們對于亟待解決的問題已經達成了共識，而現在的問題是沒有相應的資金，特別是在最貧窮的國家。如果沒有足夠的資金，不僅很難實現改變，而且實際上可能會減緩經濟增長，而窮國需要盡可能多的增長。綜上，我很容易就確定了融資是根本問題。我意識到，坐在那里尋求援助不會解決問題，因為我們需要的金額是現有援助金額的12倍。援助可能會增加10%或12%，但是不可能增加12倍。我們要用不同的方式為解決方案提供資金，以獲得2.4萬億美元的天文數字。總之，我從我的金融經驗中受益，將其確定為一個可以解決的關鍵問題。
“布里奇頓議程”所倡導的金融體系可以將2.4萬億美元援助轉移到氣候融資領域，幫助窮國在事后處理氣候損失和損害。通常，在大洪水之后，最貧窮的社群需要迅速重建家園，我們不能指望他們有資金重建家園或者有保險。無論如何，氣候變化是一個無法為之保險的事件，因為越來越多的保險公司可能放棄提供這種服務。這是“布里奇頓議程”的第一部分。
其次，需要讓私營部門和私人儲蓄參與進來。私營部門的資金會流向有利可圖的地方，諸如太陽能農場、風力水力發電、能源轉型等領域，只要有營收，就可以引入私營部門的資金。這要求我們幫助發展中國家降低投資成本。我們正在推動擔保制度的理念，為私人投資者投資于綠色項目的資金擔保外匯風險。這是氣候融資的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是那些無法創收但可以節省開支的項目。對于可以節省開支的項目，各國可以事前借貸，并以節省下來的開支來支付利息。這方面的一個例子是借貸以建設更好的排水和防洪設施、更堅固的海堤，隨著海平面上升，這將為未來節省開支。但我們現在需要窮國更加有韌性，而且刻不容緩，這意味著這將產生一筆不小的債務。因此，我們需要多邊開發銀行，如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或亞洲基礎設施銀行等參與進來，我們需要這些銀行提供比目前金額增加三倍的貸款，并以非常低的利率提供長期貸款。我們需要上述銀行獲得更多的資本和資源來做到這一點。中國是其中一些金融機構的重要股東，因此，我們需要中國與所有其他股東一起向這些開發銀行投入更多的資金和資本，各方都應該按照自己的經濟規模，以相同的比例、相同的利率投入資金。如此一來，我們可以更具韌性。
總之，讓私營部門做賺錢的事情，讓開發銀行做不賺錢但能在未來節省開支的事情，此外，必須提高稅收，并將援助用于那些不產生營收也不涉及節約的項目，后者通常與氣候損失和損害有關。
我們必須考慮清楚亟待解決的問題究竟是什么。關鍵是人們不清楚環境問題的嚴重性嗎？可能10年前是這樣，但今時不同往日了。是我們沒有相應的技術嗎？我們確實有技術，太陽能、風能和水力發電可以改變經濟結構，可以節約更多能源，可以轉向更多的電動汽車，中國是最大的電動汽車生產國和用戶國之一。總之我們擁有技術，但我們缺少的是資金。所需的資金就在那里，我們需要的是重新定向資金。在過去13年中富國花費了大約25萬億美元回購自己的政府債券，而我們僅僅要求2.4萬億美元。如果富國能回購為轉型提供資金的政府債券，那么全球轉型就已經完成了一半。
【三問】加勒比島國巴巴多斯何以成為領導者？
界面新聞：是什么促使巴巴多斯成為這項倡議的領導者？巴巴多斯期待在氣候行動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佩爾紹德：2017年，我們加勒比地區經歷了一個可怕的颶風季。如今的巴巴多斯總理米婭·莫特利（Mia Motley）——她當時還是反對黨總理——鼓勵我去多米尼克考察。多米尼克在颶風季節遭受了嚴重的損失，在四個小時內損失了200%的國民收入。從那時起，我們開始研究氣候，是什么導致了這些問題，以及如何阻止它。因為每年或每隔幾年就因此損失200%的國民收入是不可接受的。從那以后，我們巴巴多斯也一直遭受嚴重的氣候變化問題，海平面一直在上升。我們還經歷了大量的洪水以及更長的旱季，這實際上意味著本地農民更難為公眾生產食物。
作為赤道附近的一個小島，巴巴多斯在氣候問題上就是“礦井里的金絲雀”。我們即將看到巴巴多斯的海平面上升到史上最高水平，這將對一個島嶼產生重大影響，而我們大多數人在島嶼附近的海岸附近生活和工作。我們一直在研究這個問題，并意識到我們不可能僅僅為自己爭取到新鮮空氣，我們必須拯救地球。因此，雖然我們是一個小國，但我們有一個大計劃。我們發現許多國家只為自己制定計劃，但沒有對世界制定計劃，但是你無法就氣候為自己制定計劃，因為不存在什么“小氣候”，全人類共享同一個氣候。
【四問】如何理解氣候危機與多重危機的關系？
界面新聞：氣候損失和損害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危害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人們也同時遭受著其他類型的危機，比如烏克蘭正在進行的戰爭等等。各項議題之間存在某種緊張關系，我想知道你打算如何在無數重大議題之間為“布里奇頓議程”打開一片空間？
佩爾紹德：這很有挑戰性，但我們別無選擇。去年，3300萬巴基斯坦人無家可歸，27000所學校被淹沒，氣候危機比世界上發生的任何事情都緊急得多。如果各國不能在國際上對此做出回應，那么我們就不能指望任何人關心對我們各自重要的事情。氣候問題是全人類的問題。為了解決我們的時代問題，我們需要國際合作。世界上第二大碳排放國是印度，印度也經歷了轉型，我們不希望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巴基斯坦說，我們不會做任何事情，因為沒有人關心我們的問題。
我認為，當前的環境帶來了一種緊迫感，如果我們不共同行動，世界就會分裂。無論是烏克蘭危機、新冠疫情還是氣候問題，我們都在世界的反應中看到了這一點。我認為，“布里奇頓議程”正是這種緊迫感的一種映照。沿著布里奇頓金融體系的思路，人們更愿意尋找有助于私營部門進入發展中國家的方案，使開發銀行規模更大的方案，如何制定新的稅收來彌補氣候損失和損害對航運排放征稅……等等。
【五問】氣候融資與發展債務該如何平衡？
界面新聞：一方面，我們需要為應對氣候變化提供資金；但另一方面，發展不平衡帶來的問題仍然存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已經負債累累。你認為兩個問題是否相互關聯？有沒有一個兩全其美的解決方案？
佩爾紹德：二者相互關聯。首先，應對氣候變化令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債務水平激增。建立韌性和處理氣候損失和損害都會增加債務水平并使債務問題惡化。這也告訴我們，無論你有什么應對氣候變化的解決方案，不管是使我們的國家更具韌性，還是通過轉向可再生能源來緩解氣候問題……都必須以非債務方式融資，而不能以大大增加債務的方式融資。即使融資涉及新增債務，也必須是廉價和長期的債務，因為此刻發展中國家已經負債累累。所以解決方案需要盡可能多地以非債務方式實現。例如，要為氣候損失和損害提供資金，我們需要國際基金，也許可以通過對全球石油和碳排放征稅為此提供資金。再例如，我們需要鼓勵私營部門盡可能多地為減緩氣候變化的可再生能源提供資金。如此一來，就不會給政府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政府帶來更多的債務。要做到這一點，（私營部門）需要獲得一些保證，以減少其面臨的風險。
今年新契約融資峰會的一個重大發展，是贊比亞與中國和其他債權人達成了重組63億美元貸款的協議，加納已與銀行達成了重組13.6億美元債券的協議。《巴黎協定》有助于疏通關于債務重組的障礙，我也希望本次案例能為未來的債務重組開發新模式。關鍵是債務水平需要保持在可負擔的范圍內。許多發展中國家因新冠疫情而債務水平上升，最近美國利率上調，使它們目前的債務水平更加難以承受。過去，包括中國在內的主要債權人之間對此存在分歧。這一次我們本著良好的精神達成了協議，我也希望未來能夠繼續實現類似的成就。
【六問】富國與窮國應分別承擔什么責任？
界面新聞：你提到了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各國政府、私營部門、具有金融功能的國際組織等等。在您看來，在理想情況下，誰應該負責領導？不同的利益相關者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佩爾紹德：所有人都必須參與其中。“布里奇頓議程”要求我們都必須承擔責任，發展中國家也需要參與，甚至需要在轉型中走得更遠。中國在快速轉型方面處于領先地位。而中國能夠比其他國家、尤其是其他窮國走得更快，是因為中國的投資成本更低，中國政府和銀行降低了投資成本。我們需要其他發展中國家去做類似的事情，而如果富國希望發展中國家快速行動，富國必須發揮其作用，幫助降低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成本。這就是我們可以期待的相對位置，窮國在災后建立投資韌性，它們需要外界幫助來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吸引私營部門參與發展中國家的這些項目。
有的人認為，是富國的歷史排放造成了氣候問題。但是，如果我們一味等待富國處理它，那么地球的空間就會耗盡。富國已經用完了全球85%的碳預算，我們正在達到物理、生物和化學極限。因此，我們不能坐等其他國家行動，我們都必須采取行動。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可以要求的是，讓發達國家幫助我們采取行動，比如通過為氣候損失和損害籌集資金，增加開發銀行的貸款金額從而降低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成本。除此之外沒有拯救地球的捷徑。
【七問】中國在全球氣候行動中的作用幾何？
界面新聞：6月底，巴巴多斯總理莫特利來華進行訪問，中國和巴巴多斯在經濟和氣候方面有很多合作。你認為中國在全球氣候行動中還可以發揮什么樣的作用？
佩爾紹德：我認為中國可以發揮巨大的作用。中國是一個大國，這也是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廠之一的重要原因。中國是發展中世界的領導者，也是最大的碳排放國。
作為重要的利益相關者，中國需要在與多邊開發銀行合作的過程中發揮領導作用。我們需要這些銀行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中國應該堅持向這些銀行投入更多資金，并相應地獲得更高的地位和更高的影響力。中國還需要鼓勵投資者進入發展中國家，因為中國也將從中受益——其中多數投資者將在投資發展中國家的太陽能農場時從中國購買太陽能板和電池。
對中國來說最困難但至關重要的事情是，在增加國際稅收以幫助彌補氣候損失和損害這方面，中國可以發揮重要的領導作用。中國本身正面臨著氣候損失和損害，世界上一些最貧窮的國家也是如此，為此我們每年需要1000億美元的基金。發展中國家傾向于認為只有富國才應該為此提供資金。但我認為，富國固然應該發揮主要作用，但對我們發展中國家來說，不參與進來是不負責任的。我希望讓中國能夠參與到國際稅收的制定中來。應該對金融交易征收國際稅嗎？應該征收國際航運稅嗎？我們需要稅收來增加收入以彌補氣候損失和損害，如果對石油和煤炭的進出口征收國際稅，這將對中國產生重大影響，因為中國是煤炭的主要進口國。我同意氣候變化是由富國造成的，它們造成了最高的歷史排放總量；但如果我們堅持發展中國家不負任何責任，確實無助于達成一項全球協議。
【八問】目前最關注的經濟問題是什么？
界面新聞：全球范圍內，你現在最關注的經濟問題是什么？
佩爾紹德：我們正在努力解決的難題之一是如何提高全球生產力。事實上，生產力正在世界范圍內下降，而政府負債累累，提升經濟影響的能力因此受限。在這種情況下，氣候議題為全球工業戰略提供了機會，因為氣候問題需要大量的投資。經濟增長來自投資，邁向更可持續的未來需要大量投資，這可能是一個增長的解決方案。另一方面，我們需要以可持續的方式發展經濟。中國一度支撐著世界經濟，但即使是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也已經開始放緩。我們必須捫心自問，未來增長的引擎是什么？我困惑的另一件事是，我們怎樣才能擁有一個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世界正在退回到一種堡壘心態，各國不但不愿進行跨國貿易，甚至正在阻止國際貿易。我認為，雖然各國有各自本土的優先事項，但沒有比貿易更好的增長平臺了，我們需要保持交易系統的開放。
【九問】目前最關注哪三個國家？
界面新聞：從經濟角度，可以舉例說明你正在密切關注的三個國家嗎？
佩爾紹德：當今全球增長最重要的三個國家是中國、美國和印度，我確實花了很多時間關注這三個國家。
【十問】在經濟領域看到的一個積極趨勢是什么？
界面新聞：你能和我們分享一下你現在在經濟發展方面看到的積極變化嗎？
佩爾紹德：世界變得越來越富裕，所以我們的物質需求正在減少。隨著在物質上變得更充足，人們不需要像過去那樣擔心住所和食物，因而開始花更多的時間思考其他能給我們帶來滿足感的事情。這可能包括文化類的東西，比如音樂、寫作、娛樂和閱讀。對我來說，投資文化產業是最有趣的和最積極的未來發展。這不一定是某個單一的文化舉措，而是一種全球現象。我正從加勒比地區與你交談，這里作為全球音樂出口國是獨一無二的，創造了多種獨特的音樂形式，比如雷鬼、卡呂普索、索卡等，加勒比地區向全世界出口文化產品。我相信，如果我們對文化產品和貿易進行更充足的投資，我們都會過上更充實的生活。